凡是在团结和自我牺牲被认为是社会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地方，日常生活不是往往会被宗教化（即任何一般事务都会被说成是神圣伟业的一部分），就是会被军事化。不管是两种情况中的何者，群众运动积极阶段所发展出来的模式都会倾向于固定下来，永远维持下去。

积极阶段的黑暗与贫瘠

117.在社会激情处于高压的阶段，少有可供人沉思和反省的余地

本书探讨的主要是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由“忠实信徒”形塑和主导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类型的群众运动往往会流露出一些共同特征，而那是我们前面概述过的。不过，不管一个群众运动的本来目标有多么崇高或最后结果有多么造福人群，但在积极阶段，它却必然会表现出一些让人不快（如果不是说邪恶）的特点。作为这阶段人格化身的狂热者一般都是那类不讨人喜欢的人。他冷酷无情、自以为是、轻信、好辩、心胸狭窄、粗野无礼。他随时准备好为他的神圣伟业而牺牲亲属朋友。让一个群众运动拥有不可抵抗力量的是成员的绝对团结与自我牺牲精神，但这两样东西，却是以牺牲个人自主性中好些珍贵的成分而得来的。一个群众运动，不管其信仰如何崇高、目标如何正大，只要它的积极阶段为时过久，就绝不会是良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这个运动已掌握了权力却仍然继续积极阶段。那些被认为比较良性的群众运动——如宗教改革、清教徒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以及过去100年来的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它们的积极阶段历时都比较短。不过，只要一个群众运动还是处于积极阶段中，它就或多或少会带有狂热者的色彩。像甘地一类能够造福人民和人类的群众运动领袖，不仅懂得如何发动一个群众运动，还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结束其积极阶段。

若是一个群众运动历经好几代人之后还保留其积极阶段的作风（中世纪的教会就是如此），或因通过持续的狂热宣教而使其正统得到不断强化（伊斯兰教就是这样①），那结果就会是一个停滞的黑暗时代。要是我们能在一个群众运动中找到某些真正的创造性，那这种创造性几乎总是出现在积极阶段之前或之后的阶段（后者更常见）。若一个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不是持续得太久，也没有太多流血和破坏的话，那在它结束之后（特别是结束得很突然的话），往往会尾随一个创造力勃发的阶段。这一点，看来不管对以成功收场的群众运动（荷兰革命）还是以失败告终的群众运动（清教徒革命）而言都可以成立。导致这种文化复兴的，并不是一个群众运动的理想主义或热情，而是集体束缚的突然松绑和个人得以从盲信的窒息气氛中解放出来。有时候，人们会有创作的冲动，乃是为了填补一件过去了的神圣事业所留下的空虚。②

积极阶段本身是很贫瘠的。托洛茨基深知这一点，所以才会说：“在社会激情处于高压的阶段，少有可供人沉思和反省的余地。在革命的年代。9位缪斯女神—一哪怕是掌管史诗的那位坚强而平庸的缪斯——都干得苦哈哈的。”③另一方面，拿破仑④和希特勒都大叹他们的时代缺乏伟大的文学与艺术作品，未能与他们缔造的丰功伟业相互辉映。他们都有所不知，积极阶段的气氛是会断伤或窒息创造性的心灵的。弥尔顿(Milton)早在1640年已经诗才横溢，写就了《失乐园》（ParadIseLost）的草稿，但接下来20年，他却埋首撰写政治性的小册子，为清教徒革命辩护，在“喧④“拿破仑写信问他的警察厅长，为什么帝国境内看不到文学作品的欣欣向荣，

又说他乐于看到文学的欣欣向荣。”闹和嘶哑的争辩海洋”①中蹚浑水。一直要等到清教徒革命寿终正寝而他本人亦见弃于国人，他才终于写出《失乐园》、《复乐园》（ParadIseRegarIned）、《力士参孙》（SamsonAgonistes）等名篇。118．狂热者的盲目是他们力量的源泉，但也是他们智力贫瘠与情绪单调的原因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对创作活动的干扰极深远，而且表现在许多方面。（一）群众运动引发的激情会把原可用于创作的精力消耗殆尽；（二）它会要求创作活动为运动的推进服务。举凡文学、艺术和科学都必须有宣传意义，必须具有“实用价值”。那些笃信的作家、艺术家或科学家不会是为了自我表达、拯救自己灵魂或发现真与美而创作。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的任务是去警告、去规劝、去敦促、去讴歌和去责难。（三）当一个群众运动打开了宽广的行动领域（战争、殖民、工业化等），个人的创作精力会被进一步抽干；（四）狂热的心灵状态本身就足以窒息各式各样的创作工作。狂热者因为藐视“现在”而看不见生命的复杂性和独一性。凡是足以激发创作灵感的事物，他都会认为是微不足道和堕落的。“我们的作家必须排成密集的队伍，齐步前进，凡是离队跑到路边去采摘野花的人都是逃兵。”苏俄作家西蒙诺夫(Konstan-tineSimonov)这番话，与许多世纪以来的狂热者之言相呼应。生活在公元l世纪的犹太拉比雅各(Jacob)这样说：“一个人走在路上……不去学习《圣经》，而去赞叹‘这棵树多美啊’或者说‘这片犁过的田多美啊’……就是在戕害自己的灵魂。”②据说，明谷的圣伯尔纳(Si..BernaniofClerveaux)可以一整天在日内瓦湖畔散步而看不见湖本身。英国大哲学家休谟（DavidHume）在《艺术的净化》（ReFImentofTheArTs）中提到一个僧人：“他因为修道室窗外的景物十分优美，所以发誓不把头转向那边。”狂热者的盲目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因为他们看不见障碍），但也是他们智力贫瘠与情绪单调的原因。

另外，狂热者因为心态傲慢，所以也产生不出新的创见。他会傲慢，在于他深信人生和宇宙都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他的公式。所以，他不会偶然停下来从事有益的探索，寻找新的反应、新的组合和新的开端。

119.纳粹与共产者得自模仿者比得自原刨者为多

即使一个群众运动流露出原创性，这些原创性一般也只是表现在应用和规模两方面。一个群众运动所利用的原则、方法和技术，往往是原创自该运动的外部，有的是过去的产物，有的迄今还被应用。所有积极的群众运动莫不具备不害臊的模仿性（一种我们今天认为日本人极其擅长的能力）。哪怕是在宣传技术上，纳粹与共产者得自模仿者也比得自原创者为多。他们促销其神圣伟业的品牌的方法，跟资本主义广告商促销肥皂或香烟的方法没有两样。①纳粹和共产者一些看来惊人的创新，也不过是借用(更精确地说是企图借用）福特和柱邦等企业家的经营方法来经营一个幅员庞大的帝国。把共产实验的成功归功于非共产世界中不受拘束的创造力，大概不是胡说。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灭亡以前理当可以与共产主义共存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些人以为他们这样说是一个慷慨的让步。事实上，要是共产世界之外没有自由社会的存在，他们大概会发现有必要下令建立。

决定积极阶段长短的一些因素

120.自由与个体性的式微就是文明的式微

一般而言，一个目标具体而有限的群众运动，其积极阶段之持续时间，比一个目标朦胧而不确定的群众运动要短。极端主义想要长期维持下去，模糊的目标大概是不可少的。英国政治强人克伦威尔说过：“没有人会比不知道要去哪儿的人走出更远。而①一个为推翻独裁统治或抵抗外来侵略或振衰起蔽而发动的群众运动，一俟斗争结束或改革接近完成，自然会走向终结。相反的，要是一个群众运动追求的是完全团结和无私的理想社会——不管那是上帝之城(CityofGod)、共产党的地上王国还是希特勒的战士国家——那么运动的积极阶段就不会自动终结。凡是在团结和自我牺牲被认为是社会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地方，日常生活不是往往会被宗教化（即任何一般事务都会被说成是神圣伟业的一部分），就是会被军事化。不管是两种情况中的何者，群众运动积极阶段所发展出来的模式都会倾向于固定下来，永远维持下去。

在19世纪下半叶的普遍乐观气氛中，布克哈特和勒南是极少数意识到来临中的千禧年②暗藏凶险的人。布克哈特预见到一个军事化的社会：“我有一个听起来极为愚蠢的预感，但它却在我心中盘桓不去：军事化的国家必然会变成一间大工厂…每天有军鼓催你起床，催你休息。”①勒南的洞见要更深远。他感觉得到社会主义行将成为西方的宗教，而因为那是一种世俗的宗教，所以也势将导致政治和经济的宗教化。他也害怕天主教会因为迎战这种新宗教而复兴起来。“让我们战栗吧，就在这个时候，一种未来的宗教恐怕正在形成中，但我们却不是它的一部分!……轻信有其深邃的根源。在天主教的合作下，社会主义说不定会带回一个新的中世纪，随之而来的是野蛮与教会当道，自由与个体性的式微——换言之就是文明的式微。”②

121.所谓自由的传统就是反抗的传统

一个追求高远理想的群众运动固然常常会引起长时期的扰攘和暴乱，但稍稍让人安慰的是，会有这种后果的，往往只是幅员广大、人口异质化程度高的地方。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情况固然都是如此，法国、俄国和纳粹的革命亦可作为佐证。以色列这个小国所推行的集体农场计划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小国已经顺利完成的社会化方案都在表明，一个同构性偏高的小国用不着营造狂热气氛或采取高压手段，一样可以缔造理想社会。一个小国因为害怕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源、抵抗外侮的迫切需要，以及人民亲如一家的感觉，它们用不着宗教化和军事化手段就能高度团结。如果能把所有极端性的社会实验都留给一些同构性高的小国家进行，说不定会是西方之福。大工业生产所使用的实验工场（pilotplaNt）原则，也许可以用来作为实现社会进步的手段。小国可以提供大国一张光明未来的蓝图，这样的事是有先例可援的：西方的宗教、文化和文明的基本元素，就是得自近东、希腊和意大利的小城邦。

群众的特质和一个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的长短还有另一层关联。日本、俄国和德国之所以容许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漫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而看不到有反对者，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现代群众运动兴起以前，其人民已习惯于服从和铁的纪律多个世纪了。列宁看得出来俄国群众的服从性对他极为有利：“你怎能拿西欧人民来跟我们的人民相比？后者是那么有耐性和习于艰苦。”任何读过斯塔埃尔夫人(MadamedeStael。)100年前论德国国民性的言论，都不会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是造就长期群众运动的好材料。：“德国人的服从性极其旺盛。他们会用哲学推理去解释世界上最不哲学的东西，会尊敬力量，并因为恐惧而把这种尊敬转化为仰慕。”②

说一个有自由传统的国家不会出现斯大林或希特勒之流是没有根据的。较有根据的说法是：在有自由传统的国家，希特勒或斯大林之流要取得政权也许不难，但权力要长久保持却难上加难。所谓自由的传统就是反抗的传统，而在一个经济明显改善的地方，自由的传统几乎是一定会被激活的。就像第45节所述，在俄国，反抗斯大林的人是无所归属的，所以也缺乏抵抗高压的能耐。但在有自由传统的国家，反抗高压的个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孤立的原子，而会自认为属于一个强有力的族类-—一具有强力反抗精神的祖先的子嗣。122．领袖的人格特质是左右‘群众运动性质与长短的一个关键因素

领袖的人格特质大概是左右群众运．动性质与长短的一个关键因素。林肯和甘地都是优异罕有的领袖，而他们的不凡处除了表现在努力遏止群众运动固有的邪恶面，也表现在愿意于群众运动的目标或多或少实现后把它终结。能够让“权力陶冶出高贵与恢弘灵魂”①的人寥寥无几。共产运动的积极阶段之所以如此漫长，主要是斯大林的中世纪心灵和斯拉夫部落的残酷作风有以致之。去猜测列宁要是能多活一二十年俄国革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是徒劳无益的。不过，一般认为，列宁人格中的野蛮成分不如斯大林或希特勒显著（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话来说，这两个人的兽性让我们的眼和耳成了“人类邪恶的见证”）。斯大林按自己的喜好捏塑他的接班人，所以接下来几十年，俄国人大概不能指望生存环境有什么改变。清教徒革命在克伦威尔死后结束，而罗伯斯庇尔的死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积极阶段的终结。要是希特勒在1930年代就死去，纳粹运动在戈林的领导下，取向说不定会有根本的改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不是不可避免。然而，作为一种新宗教，让纳粹主义继续生存下去，其流毒说不定比大战造成的残暴，流血和破坏还要大。

123.目标愈明确，人们对目标的记忆会愈清晰

一个群众运动始创时的作风，对于其积极阶段的长短和终结时的形态都会有影响。以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和许多民族主义运动为例，它们的积极阶段都相对要短，并在形成一个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秩序后落幕。这些例子都表明运动初期的情绪和榜样对其后来的发展有影响。所有这些运动的兴起都是为了推翻一个建立已久的权威。目标愈明确，人们对目标的记忆会愈清晰，而个人自由在最后抬头的可能性亦愈大。反观基督宗教初兴时却没有这样明确的反抗目标。它并不是要推翻一个国王、一个特权阶级、一个国家或一个教会。基督宗教固然有它的殉教者，但这些殉教的个人却不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而向趾高气扬的权势挥拳咆哮。①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基督宗教的专制秩序才能历15个世纪而没有受到重大挑战。基督徒的心灵枷锁最终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获得解放，但其动力不是来自基督宗教早期的历史，而是得自希腊一罗马时代一些独立、桀骜的个人的榜样启迪。伊斯兰教和日本集体主义的兴起，同样不是发自反抗精神，所以哪怕是今天，两者都还看不到有真正个人解放的迹象。德国的民族主义亦复如此：它不像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那样，是为激烈反抗某种既有势力而发，而是从一开始就处于普鲁士军队的卵翼之下。②德国个人自由的种子并非民族主义，而是新教。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和许多民族主义运动都是由庄严正大的个人反抗揭开序幕，所以它们的参与者对目标的记忆会历久弥新。

从这个角度看，个人自由最终必会在俄国抬头，大概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①基督徒对当道者的反抗，其精神要有过于英雄主义，但本身却不是英雄主义。”

②德军在耶拿(Jena)败于拿破仑后，哈登贝格（HAdenBerg）对普鲁士国王建言说：“王上陛下，我们必须自上而下发起法国人自下而上发起过的事（指民族主义——译注）。”

有益的群众运动

124.把人民宗教化的能力是民主国家领袖的必备才具之一

在“忠实信徒”眼中，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是没有骨气和个性的，不值一哂。另一方面，不同阵营的“忠实信徒”尽管势同水火，恨不得掐住对方咽喉。却不敢小觑对方的力量。希特勒把布尔什维克视为旗鼓相当的对手，并下令任何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如果愿意归顺，都可马上加入纳粹党。同样的，斯大林也认为只有纳粹德国和日本人值得他尊敬。即便狂热的宗教人士和激进的无神论者也并非互不欣赏。其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吉洪主教有过很好的解释：“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比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世俗人更值得尊敬……完全的无神论者仅差一步就会是个宗教信仰无比热诚的人……但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的人除恐惧以外没有任何信仰。”①

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忠实信徒”——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纳粹党员、法西斯分子、日本人还是天主教徒——都异口同声指责西方民主国家的颓废堕落。他们论点的核心是说民主制度会让人变得太过软弱、太爱享乐、太自私，不愿意为国家、上帝或任何神圣伟业赴死。他们说，缺乏赴死精神正是民主国家已经腐烂到核心的表征。民主国家业已老朽、腐败和衰败，断不是行将分土封王、信仰弥坚、雄风凛凛的忠实信徒集团的对手。

这种指控有一点点道理，但以胡说八道的成分居多。正如第43节指出过的，人们会愿意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乃是一种群众运动现象。在和平时期，民主国家乃是一些自由个人的制度性结合。不过、一旦一个民主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它就势必要人民团结起来，在他们心中激起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换言之，在非常时期，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把自己转化得肖似一个好战的教会或革命政党。这个宗教化的过程虽然常常是困难和缓慢的，却不涉及什么深远的改变。“忠实信徒”指证的种种“堕落”，事实上不是一种有机性的衰败。照纳粹的说法，德国在1920年代是衰败的，但在1930年代却雄壮威武。这只是天方夜谭，因为短短10年时间想要在一个千百万人口中引发文化上的重大改变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引发生物性的改变了。

但有一点倒是真的：在类似希特勒所处的时代，一个国家能否在短时间内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是生死攸关的。把人民宗教化的能力是民主国家领袖的必备才具之一，哪怕他用得着这种本事的时候并不多。大概同样真确的是，过于言必有据和实事求是的人是不胜任国家领袖之职的。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日常生活中，需一要有某些素质，让它可以在危机时期迅速达成宗教化。这些素质，可说是一个国家的潜在能量。赫拉克利特说过：“让人一切渴望得到满足，对他大概不是可喜之事。”这个说法，对个人和对国家来说一样成立。当一个国家不再有强烈热望或是它的理想都是具体和有限的事物时，它潜在的能量就会受损。只有拥有一个无止境的目标，一个国家才能保持其潜在能量。这个目标并不需要多崇高。即便只是追求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平庸的目标，也够一个国家保持相当好的潜在能量。英国人的理想是当个乡村绅士，法国人的理想是退休后悠游自在，而这两个目标都是具体而有限的。英法两国目前之所以进取性降低，大概与国民愿望的局限性不无关系。反观美国人俄国人和德国人的理想都是不明确而又没有底线的。

125．狂热是一种灵魂的疾病

如本书第1节所示，群众运动往往有助于唤醒和振兴一个停滞的社会。纵然我们不能主张群众运动是达成复兴唯一有效的工具，但从俄国、印度、中国、阿拉伯世界乃至西班牙的例子看，在幅员广大而异质性高的社会，复兴和革新所不可少的广泛激情和热忱，大概只有群众运动可以创造和维持。

即使是小而同质性高的社会，如果想要在短期间达成复兴。群众运动看来同样是不可少的。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大不幸，大概就是因为群众运动（太平天国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衰落得太快或太早被捻熄。中国没有能够产生斯大林、甘地或凯末尔这样的人，让一个群众运动得以持续到令改革生根的程度。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认为，一个国家要是无法产生扎实的群众运动，就反映出这国家具有种族上的缺陷。谈到祖国西班牙时，他说：“民族智慧上的表现一直是萎缩状态，从来不曾有过正常发展。”①

假如一个政府长期昏聩无能，那由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把它推翻（哪怕此举需要牺牲许多生命和财富），看来要比让它自行倾圯崩溃为佳。有力的群众运动往往是一个注入活力、更新和整合的过程。凡是容许政府慢慢倾圯的地方，往往会陷于停滞不前，趋于凋谢—一也许是无可挽回的凋谢，由于言辞人在群众运动初起时总是扮演关键角色，①因此看起来，一个社会要保持生气，是少不了一小群高教养而能言善辩之士戮力而为的。另一方面，言辞人又不应该与现政权保持太密切的关系。东方社会的长期停滞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无疑是多个世纪以来，读书人不但寥寥无几，而且几乎总是统治阶层的成员——不是官员就是僧侣。

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建立的教育机构具有助长革命的效果，前文已有谈及。②令人好奇的是，印度能够产生甘地或尼赫鲁之类的人，到底主要是因为印度文化本身的优越性，还是因为印度长时间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外来影响力似乎是一个主导因素。例如，阿拉伯文化会在穆罕默德时代复兴，犹太教和基督宗教居功匪浅。欧洲人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觉醒，外来的影响力——希腊一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亦曾起过作用。

俄国、日本和好几个亚洲国家的复兴，是西方的影响力扮演了积极角色。但需要强调的是，外来影响力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发挥作用。使一个社会发生震撼，从而自停滞状态中苏醒的，并不是外国风俗、习惯、思考及行事方式引入的结果。外来影响力的作用，主要是在一个原来没有言辞人的地方创造一批言辞人，或是在已经有言辞人的地方诱导他们与既有的体制决裂。然后，这些言辞人会通过对既有秩序的攻击，为可以带来社会复兴的群众运动铺好路。

易言之，外来影响力只是整个连锁过程的最初一环，而最后一环则往往是一个群众运动：能震撼一个社会，使之从停滞状态苏醒的，就是这个群众运动。以阿拉伯文化为例，外国影响力的作用即在于让穆罕默德这个言辞人疏离于麦加的既有体制。穆罕默德发起了一个群众运动（伊斯兰教），震撼了阿拉伯世界，并使之团结起来。在文艺复兴时代，外来影响力（希腊一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促进了一群与教会无关的言辞人的出现，也使许多传统的言辞人疏离于当权的天主教体制。其结果就是宗教改革的出现，使欧洲从昏睡状态惊醒。在俄国，欧洲的影响力（包括马克思主义）切断了知识分子阶层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忠诚，而最后引发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至今还在进行中，力求令庞大的俄罗斯帝国焕然一新。在日本，对外来影响力发生感应的不是言辞人，而是一群行动人，其中包括明治天皇。这些务实的行动人具有彼得大帝（他本身也是行动人）所没有的远见，所以成功地做到他所做不到的事。他们知道，单是引入外国的习俗与方法不足以振衰起弊，也无法在短短几十年间扭转国家历时数世纪的停滞落后。他们认识到宗教化是这么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业中不可获缺的动力。于是，他们发动了现代最奏效的群众运动之一。这运动的各种弊端本书已屡有说明，但要不是靠它，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达成日本达成过的那般惊人伟业，令人怀疑。在土耳其，外部影响力作用于一个行动人的身上。他就是凯末尔，而整个连锁过程的最后一环就是一个群众运动。

英国遗传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说过，狂热主义是公元前3009年至公元1400年之间人类真正重要的四大发明之一。①那是一种犹太教一基督宗教的发明。说来不可谓不奇怪，狂热既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却又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和国家振衰起弊、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