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中、法两国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形下，“偷袭”，在法理上是不可行的。

彼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基本的交战准则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宣而战”，既违反万国公法，也极不道德，后世卑劣如日本者，偷袭珍珠港之时，也要想方设法，将送达宣战照会的时间点，摆在实际战斗打响之前，况乎我泱泱大中华？

若中国果行偷袭之事，则失去国际舆论同情、成为千夫所指之外，更会彻底激怒强大的对手，使其上自国会、下至编氓，群情激奋，法必然扩大战争规模，甚至倾国来攻，则战祸连绵，不知伊于胡底？

事实上，马尾一役，虽然衅自彼开，但必须承认，法国人一切进止，都严格遵守了相关的交战准则：孤拔定于下午两点开战，白藻泰上午十点向闽浙总督递交照会，期间的四个小时，不但给中方留下了充足的反应时间，而且，法军还为此承担了相当的风险。

前文说过，马江上午涨潮，下午两点前后落潮，孤拔之所以选择下午两点开战，是因为彼时的落潮，将大幅度改变中**舰的舰位，使之火力最弱的舰艉朝向法舰队；可是，如果中方接到照会之后反应迅速，在下午两点之前率先发起进攻，则舰艉朝向对方的，就不是中国舰队而是法国舰队了

同落潮一样，涨潮也会改变军舰的舰位，只不过，涨潮改变的，是法**舰的舰位下午两点之前，马江可是处在一个涨潮的状态中啊！

遗憾的是，因为中方内部匪夷所思的颟顸，这四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被白白的浪费掉了。

“野猫号”发炮之时，船政舰队甚至还未解缆管带们还不知道法国人已经在四个小时前便已发出了开战照会。

更加没有人想过，涨潮、落潮之际，原是胜、负转换之机。

其次，在技术层面，“偷袭”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狭窄的江面上，在极近的距离上，对峙枯守逾月，中、法双方，都始终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中，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眼中，不论谁先动手，都很难谈的上一个“偷”字；而水战不比陆战，绝非一声令下，就可以扣动扳机，想打对方一个猝不及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军舰的解缆、生火、加压，都需要时间，且动静极大，不可能免于对方的觉察；在此之前的战备，譬如在炮位四周加垒沙袋，将弹药从甲板下的弹药仓提升上来、分配到各个炮位，亦为开战之显兆，一样不可能不被对方桅盘上的观测手看到。

如果十一艘中**舰，同时在做以上的垒沙袋、运弹药以及解缆、生火、加压等动作，则可以百分百判断，中国人要“偷袭”了。

反之亦然如果做上述动作的是法国舰队，那么，就说明法国人要“偷袭”了。

事实上，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法国舰队上述备战动作一样不少迄至九时四十五分，赶在十时白藻泰照会何璟之前，相关战备便已尽数完成；而延至下午二时方始开战，可是，对于中方，法军之攻击，其效果依旧仿佛“偷袭”。

“基本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岂不可叹？

好吧，既然“偷袭”不可行，又不可以坐等法方“偷袭”，那么，摆开堂堂之阵，“先发制人”？

即，如法国人般，抢先扔个开战的照会过去？

当然，送出照会到实际开战，不能留四个小时之长的时间想来，法方的反应，不会像中方如斯之慢，甚至没有反应。

无论如何，要争取打第一炮啊！

就算法方反应快，“第一炮”啥的，还是人家打出来的，可是，无论如何，不至于开战的时候，船缆还没解开，锅炉还没生火啊！

这也是张佩纶一直努力向朝廷争取的一个方案。

可是，那就是“衅自我开”了。

中法之争，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即便是主战派，只要有足够的理智，也明白：战争是最后的选项；而彼时，和平的大门并未完全关上，双方在剑拔弩张、火星四溅的同时，外交谈判一直没有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枢下定决心，主动与法决裂，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误判了法国的战争决心，可是，法国的“战争决心”，本就飘忽不定，也实在不是很好判断。

许多人都晓得，因为镇南关的失败以及其后的丧师失地，法国茹费理政府垮台；不过，很少有人晓得，茹费理政府之前的法理叶政府的下台，也同中法之争有关系。

法理叶政府同中国政府签了一个核心内容为中、法分润越南的的《李宝和约》“越南南方治安，归法国巡查；越南红河以北，归中国保护”，云云。

这个条约，被法国国内激进派痛詈为“丧权辱国”，茹费理乃借势取法理叶而代之，成为法国新一届政府总理，并拒绝批准条约；而《李宝和约》之“宝”时任法国驻华公使宝海，黯然离职回国，并被《李宝和约》之“李”李鸿章，半同情、半讥讽的称为“法国崇厚”。

看，那个时候的法国，不但没有大打出手的意思，甚至，不指望独吞整个越南呢。

事实上，中国固然不愿意同法国决裂，而法国不论法理叶政府还是茹费理政府也不愿意同中国决裂。

早前一年，即一八八三年，法军拿下山西，准备进攻北宁之时，明知北宁驻有相当数量的中**队，却在同中方的谈判中，一再声称，越南境内，未发现任何中**队；而中方则坚称越南境内驻有中**队，“谁攻击驻有中**队的城市，谁就应负冲突的责任。”

中方是想以此予法阻吓，挡住法军进一步攻略北圻的脚步；而法方则担心，中、法两**队在北宁的直接冲突，可能导致中、法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不管北宁一役中、法两军实际上会打成什么样子，开打之前，都一口咬定，北宁城里木有中**队。

中方的“坚称”，当然吓不住法国人，不过，法国人的表态，也足堪玩味了。

马尾一役之后，法国依旧“坚称”：中、法两国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马尾战役仅仅是法国对之前的观音桥事件的报复，并不意味着法国对中国宣战。”

而这一回，中方的调子就高的多了。

八月二十六日，法舰队还没有驶出闽江口，还在忙着打前文提到的“通航战”的时候，上谕明发，痛詈法国：

“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若再曲于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

上谕明确要求，沿江督抚，整饬军备，准备对法开战。

这道上谕，虽然掷地有声，不过，究其竟，还只是一道内部的动员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战诏书。

事实上，中法战争，只是一场“事实上”的战争，在法理上，中方也好、法方也好，由始至终，都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

怪不得英国人将中法战争称为“奇怪的战争”。

之所以出现这种看似奇怪的局面，说穿了，也不算稀奇根本原因在于，中法双方，都不希望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战争规模过大、持续时间过长，将耗尽国力，断送同治初年以来的宝贵的和平建设进程；法国虽贵为世界第二强国，可是，战场距离本土太远，战争的单位成本过高，战争规模过大、持续时间过长，一样会精疲力竭，国运因之而生顿挫，亦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因此，中国只能抱定一个“衅不由我开”、但法国若“先启兵端”、便不再“曲于含容”的宗旨，也就是说“防守反击”。

这个“反击”，是“有限反击”，不是“追穷寇”的那种反击。

法国人打的，则是一个花小气力、赚大便宜的算盘。

可是，正如李鸿章之所言，“今日之中国，已非咸丰季年之中国”，法国人花小钱、办大事的盘算，怎么打都打不响。

法军在战场上的局部胜利，怎么也转化不成茹费理心心念念的巨额赔款，打来打去，最后，打出一个镇南关大败，紧接着，将谅山也打丢了。

不过，这个算盘，打的响也好、打不响也好，那是就整体战局而言的，若局限于马尾一隅，船政舰队和张佩纶的悲剧却是注定了的：

敌我实力悬殊，我方既不能阻止法舰进入闽江，又被“衅不由我开”绑住了手脚，不能先发制人，坐失唯一胜机，这种情形下，就算换一个能力倍于张某的人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也没有避免失败的可能，更何况，张佩纶的能力又非常之可议呢？

或云：法舰进入闽江的时候，不能阻止，无可奈何，那么，法舰出闽江的时候呢？

此时，“衅自彼开”，条约和公法的羁绊，都已不存在了，“层层相连、环环相扣”的天险，该发挥作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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