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实时监控记录”，算是档案主一本具体而微的“起居注”。｜有些方面，如生活细节、言行举止方面，并非什么资料都拿得到手，也没有“全纪录”的必要，自然比不得真正的起居注那般事无巨细；但有的方面，详尽的程度，却犹有过之。

比如，档案主的“社会活动”。

某年某月某日，何时出门？去了哪里？在那儿做什么？呆了多久？何时回到府里？

某年某月有日，何人上门拜访？为了何事？呆了多久？主人是否“留饭”？陪客又是哪几位？何时散席？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档案主有什么异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社会交往”会发生相当程度的突变。

“预见机兆”，此之谓也。

这个“实时监控记录”，是一个好大的“系统工程”，为了完整有效实施之，军调处除了派出探子盯梢，还在每一个“一级监控对象”的家里，都“渗了沙子”——每一家的下人中，都有在暗中为军调处“服务”者。

这些“内间”，有的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或以真实身份，或易姓变名，应聘入府服役；有的本来就是“一级监控对象”的仆人，被军调处收买，为军调处提供情报。

不过，后一种情形，“沙子”是不知道自己的雇主的真实身份的。军调处多扮成有心巴结“沙子”主人的官员或商人的面目出现。这是为了万一事败，可以迅速斩断和“沙子”的联系，不使躲在后面操控一切的军调处暴露出来。

有的“一级监控对象”的府里。还不止一粒“沙子”。只是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那谁谁和自己是“一样的人”。

军调处和“沙子”的联系。有一个事先约定好的方式。这个方式，隔一段时间，就要改变一次，以使“沙子”的主人察觉不到异状。

每次和“沙子”联系——特别是本来就在监控对象家里服役、不知道雇主真实身份的“沙子”，一出府门，就会被军调处的探子远远盯上，一直暗中“护送”到会面地点；会面之后，再“护送”回去。这是为了保证“沙子”不被人盯梢。同时保证“沙子”不生异状，不起异心。

当然，“沙子”是不知道自己受到了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的。

“一级监控对象”们，再也想不到，关卓凡的耳目，已经放到了自己的府里，甚至身边。

比如，恭王府的一个花匠、惇王清华园的一个厨子、宝鋆的一个车夫，都是军调处“渗”进去的“沙子”。

不是说亲贵们对维护“门禁森严”完全没有警觉，但一般情况下。他们只会在这些人的忠诚度上下功夫：管家，护卫。账房，门房，贴身的丫鬟、小厮——就是说，他们眼中的“要害位子”。

花匠、厨子、车夫、轿班，这些人一般被视为“无足轻重”，不认为会对门户安全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所以，在鉴别这些人的来路底细上，“一级监控对象”们也就不会使什么太大的气力。而亲贵府上，大多仆役众多，像恭王府，好几百口子人，若要一一“政审”过关，也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精力。

但在近现代的情治体系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位子，却各有妙用。其中的车夫、轿班，对摸清档案主行踪，实施“实时监控记录”，尤其有特殊的用处。

现代的人，是很容易理解“司机”这个位子对于领导同志的特殊意义的。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领导们可还没有这个“觉悟”，他们当然是不会和自己的司机——地位低下的车夫、轿班“共机密”的；可是，他们的“机密”，“司机们”却常常“门儿清”。

比如说，档案主去自己的外宅；又或者载酒看花，到哪家“清吟小班”，“梳拢”那个红姑娘——这类行踪，大约不会告知家里，也不是什么朋友都晓得。但车夫、轿班，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不然，档案主自个儿走了去不成？

有时候，车夫、轿班，还能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今儿主人赴某某的宴请，这个同席的，某某都还请了谁啊？主人们在府内饮宴，长随、车夫、轿班们，自然都在府外等候，闲极无聊，凑在一块聊天打屁，你我他是谁谁家的，彼此一清二楚。

宝鋆和惇王在清华园会面的信息，就是由宝鋆的车夫提供，并经惇王清华园的厨子证实的。

收到“沙子”例行的汇报，军调处北京站必须迅速判断：其中有无有价值的情报？

然后，根据信息的价值的高低，对之进行不同等级的“处理”。

大多数的信息，暂时看不出什么价值，一般对之进行“三级处理”，即“暂无价值，留待观察”，入档了事。

“二级处理”意味着，“有一定价值，但不必即时做出反应，继续跟进观察”。

最有价值的、应做“一级处理”的信息，数量最少。所谓“一级处理”，即“即时做出反应，并立即上报本部”——也就是第一时间向爵帅汇报，请求指示。

关卓凡的指示，也分成三个等级：“红色响应”、“橙色响应”、“白色响应”。

“红色响应”——对档案主进行全面监控，并拟定应变计划。

这个“全面监控”，不仅是对档案主本人的，和相关事件可能产生直接关联的人物，也要纳入监控体系之中。

“橙色响应”——密切监控，随时汇报，暂不打草惊蛇。

“白色响应”——暂时由他去吧。

宝鋆和惇王在清华园会面的信息，被陈亦诚和马丁内兹定为“一级处理”，第一时间密电天津本部。

很快，关卓凡便给予了“红色响应”的指示。

“待遇”如此之高，是因为宝鋆的这一次清华园之行，极不寻常。

在清朝，为了约束宗室对皇权可能发生的挑战，亲王和大臣的交往，颇多忌讳。没有足够的理由，是不好随便来往来的。

拿惇王和宝鋆两个来说，惇王身上没有啥像样的差事，宝鋆作为军机重臣，是不可能有什么公务要和惇王商议的。旗人重礼节，但宝鋆是镶白旗的，惇王并不管着镶白旗，彼此既无“旗务”可谈，也没有奴才主子那一套礼数要打点。更何况，现在也不在什么节庆的点儿上。

如果像恭王、宝鋆那样，彼此私交极深也罢了，偏偏惇王和宝鋆两个，没有一星半点儿的私人的交情。

有的宗室，雅善词章，悠游林下，笺召墨客文人，“雅集”、“诗聚”，某大臣躬逢其会，也还说得过去。可是惇王粗疏不文，玩这一套，那不是笑话吗？

这是“文”的，还有“武”的：有时候，某王公召集亲贵子弟，在自家“箭圃”中张靶“较射”——这算是追摹祖宗谟烈，不忘八旗骑射本色，朝廷原则上是支持的。虽然，这种聚会，大多时候，实质上不过一个“游园会”。

这种聚会，惇王倒是可以举办，但若有大臣参与，必定是武职的都统、统领、参领之类，宝鋆科举出身，是没有理由参与这种聚会的。

最关键的是，清华园之会，惇王只请了宝鋆一个人，并在清华园盘桓了整整两个半时辰，期间没有一个陪客。情形之特异，前所未有。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主客二人，有极其重大的图谋要商议。

他们会有什么样重大的图谋呢？

考虑到惇、恭、关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惇、恭二王和宝鋆在“一级监控对象”名单上的特殊位置，军调处和关卓凡，都非常合乎逻辑地认为，不能排除惇、宝之会针对己方的可能性。

预则立，不预则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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