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到众人的目光，朱凤标和瑞常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他们俩挨着坐，起身起得仓促，站起来的时候，相互碰了一下，不由都是尴尬一笑。瑞常脸上微红，他是协办大学士，从一品；朱凤标是殿阁大学士，正一品，按理他是不能抢到朱凤标的前头的。

瑞常低声说道：“霞翁先请。”

朱、瑞二人，一先一后，走上前来，在奏折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关卓凡暗暗地舒了口气。

接着是军机大臣，文、宝、曹、许四位大军机，从容上前，一挥而就。

接着就是六部、九卿了。

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了，出了状况。王家璧坐着没动，看样子有点怔忪，似乎正在愣。

这个王家璧，其实是一位极有风骨的人物。前文说过，原时空，穆宗亲政之后，御史吴可读逆批龙鳞，穆宗大怒，两位皇额娘的劝也不肯听，一定要杀吴可读。醇王秉承穆宗意旨，召集三法司会审，居然真的定了吴可读的死罪。到了“画行”的时候，就是这个王家璧，死活不肯下笔，这才留下了吴可读的一命。

关卓凡心中暗暗叹息。

大理寺之后是太常寺，太常寺正卿文盛藻是个厚道人，站起来之后，犹豫了一下，轻轻地扯了扯王家璧的衣角：“孝风！”

王家璧“啊”了一声，清醒过来，默然片刻，终于站了起来。

关卓凡看着王家璧略显蹒跚的步伐。脑海中跳出五个字——“形势比人强”。

六部九卿之后是翰詹科道。言路是攻讦铁路的重镇。但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这班人脸上的表情虽然丰富，但动作没有什么迟滞犹疑，一个个依次上前，在奏折上署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倒不出关卓凡的意外。

今儿与会的，都是执掌翰詹科道的头目。关卓凡秉政之后，除了翰林院，手还没真正伸进去，詹事府。都察院——包括御史道和六科给事中，主事的都慢慢换成了自己人，至少是相对中庸、不会摆明车马同自己作对的人。这些人，不可能在这种场合做仗马之鸣。

翰林院方面，倭仁这个翰林院的头号掌院学士今儿没来，与会的另一位正掌院学士和两位副掌院学士，其实就没有了“主心骨”。而徐应祥是翰林院的，今天哪个衙门的人都可以“别具奏折”，唯独翰林院不可以。不然，等于表示整个翰林院要公然同关贝勒以及“朝臣公议”作对。这份压力，哪里是今儿参会的几位翰林承受得起的？

最后是今天会议的主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们，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于是，所有参会人员，无论派系，无论对铁路的真实态度为何，最终全部在奏折上署名，即中央政府所有重要部门，共同表态，支持兴建铁路。

本朝开国以来，这种议题分歧钜甚的“大会议”，最后却众口一词，国初之后，几乎就绝无仅有了。

关卓凡大获全胜。

这次会议，实在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一次胜利的大会”。其意义，不仅仅是关卓凡在修建铁路上面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依靠背后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的改革派次获得了对保守派的心理和舆论优势。双方的斗争远未结束，但在舆论场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力量对比，走过了第一个最重要的节点。

在这场斗争中，为京官恢复原俸，是一个很有效的“软铺垫”，使言路上的保守力量，难以下定坚决抵抗的决心。关卓凡对保守舆论势力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会上，关卓凡对徐应祥的讽刺、挖苦、斥责，刻毒入骨，无所不用其极，是要警告潜在的敌人：攻讦洋务可以，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睁眼看世界”——把你要攻讦的事物看明白了先！哪个再“凭空臆想”，哪个再“对洋务一无所知，却偏要来指手画脚”，哪个就是徐应祥的下场！

保守派反对洋务，既有观念因素，也有利益因素，但这两个因素常常是纠葛在一起的。不同的观念，对利益的认知是不同的。铁路是最好的例证，同样的一个人，既可以认为铁路“害我田庐，防我风水”，也可以欢呼：铁路开通，沿线商贾辐聚，地价大涨，我可以坐地生财啦！

保守派被逼着去实实在在地了解“洋务”，其中，终究会有一部分人，能够对“洋务”得出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意识到“洋务”也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自然而然地，就会想着要分一杯羹。这个时候，原先的反对者，就有转化为支持者的可能；至少，不再作梗。

此外，借着这次会议，关卓凡开始对中国历史上迁延数千年的两个政治恶习下手了。

一个是“不言利”。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恶心、最虚伪的一个花样，真正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历朝历代的改革，起因几乎都是财政困乏，则改革的措施无不为生利而行。被动了蛋糕的既得利益者，摆到台面上的反对改革的理由，则无不是“君子不言利”、“不可与民争利”，云云。

以前的改革者，涉及到这个“利”字时，总是心虚气短，顺着反对者的思路说话，辩解“俺这不叫言利”，“俺这不是在与民争利”。关卓凡的对策，是彻底打翻这个套路：老子就是要赚钱，老子就该赚钱，怎么着吧？你不言利？好啊，我不拦着，哦，你就别拿工资了——那是“利”呀！喝西北风去吧！

第二个，就是地脉、风水、龙王、河伯这套东西。

这个要比第一个麻烦得多，这是观念甚至是信仰层面的东西，根深蒂固，连两宫皇太后都笃信的，绝非一两次会议扣扣大帽子就能解决，甚至，永远也解决不了。事实上，对各种神灵的祭祀，依然是现下例牌的“政府工作”之一。但关卓凡至少要保证，政府对神灵们，只是一种“虚祭”，和具体政策、事务，不生任何直接牵连。

所以，在论政之时，政府官员不可以把这些东东拿到台面上来，不可以拿这些怪力乱神，干扰国家大政的制定和实施。

这个问题上，关卓凡还是有一定的理论优势的。早期的儒家学说，确实不讲究这些神神怪怪。“天人感应”这一套，是到了汉朝才真正兴起来的。不过，那个时候，还玩的比较“虚”，像徐应祥这样，直接扯什么“龙王”“河伯”，实在是等而下之了。

会上，关卓凡抛出的最大一顶“帽子”，是“报君父之仇”。

“报君父之仇”就要“师夷长技”，洋务就是“夷之长技”，谁反对俺办洋务，谁就是反对“报君父之仇”——请问这顶“大帽子”，谁戴得起呢？

还有，这个口号，就像岳飞的“迎还二圣”，有很强的政治感染力。一方面，宗室和八旗听在耳朵里，固然像吃了兴奋剂；汉员和普通老百姓，出于当时的基本政治观念，也很容易接受。

这个说法，如果传到英吉利、法兰西那儿，可能多少引起一点紧张，但人家不见得会多么在意，最多解释一下：这只是为了游说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支持“洋务”的权宜之计，咳咳，国内政治嘛，你们懂的——这正是为了咱们两国更好更顺畅地合作啊。

关卓凡在会议上的慷慨激昂，传到宫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应。

母后皇太后，像当初听到查塔努加大捷的消息一样，潸然泪下；圣母皇太后的眼睛，也湿润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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