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军机处奏准，进京陛见的官员，入宫之前，不禁和周围往来。外省官员进京陛见，并非甫一抵京便能获得召见，因为要“排班”，常常是要等上好几天的。这些官员在京的曰子有限，这么呆在公馆里无所事事，实在是浪费时间。

当然，京籍的官员，陛见之前，还是不能回家的。

郭嵩焘也四处走动了一番，但不论相交深浅，都只能虚安慰他，因为确实没有人知道对他的安排的“的信”。

有人说，恭王去留未定，关贝子还在上海，总得等这个天字第一号官司有了眉目，才谈得上下面的人的出路的。

这倒是见得深。

郭嵩焘只好耐着姓子等。

终于“等来了”。

等来的不是通知入觐的时间，而是任命他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的上谕。

和上谕一块儿过来的，是崭新的一品朝服，亮红珊瑚顶子，仙鹤补服。

郭嵩焘目瞪口呆。

到潘祖荫家传旨的是醇王——这个传旨的钦差的身份也出乎郭嵩焘的意料。

领旨谢恩之后，郭嵩焘小心翼翼地向醇王请教，这个“顾问委员会”，是怎么一回事？

醇王笑着摇头，说道：“我也不晓得。‘管部’的是关逸轩，他是你的顶头上司，你直接问他好了。”

醇王刚走，关卓凡的帖子和名刺就到了。

郭嵩焘赶忙奉还名刺，对贝子府的来人说，随后就过府拜见贝子。然后换上新的朝服。打轿往柳条胡同而来。

临行之前。和潘祖荫小议了一番。

潘祖荫也不晓得“顾问委员会”的来头。不过，潘祖荫对关卓凡是很有好感的。他对郭嵩焘说道：“筠仙，咱们这位贝子，有气魄，有手笔，是个办大事情的。既然他亲自‘管部’，这个‘顾问委员会’，大约错不了。”

到了毅勇忠诚贝子府。礼遇同文祥，门房上面关照轿子一直抬到二堂阶下，关卓凡已站在阶上相迎。

郭嵩焘跪下行礼，关卓凡亲手相扶，说道：“筠翁，你是前辈，这个礼我当不起！”

郭嵩焘起身，关卓凡执着他的手，含笑说道：“仰慕已久，得睹风采！筠翁。我还记得你的那句诗，‘人生都是可怜虫’——我每一念及。都是大畅心胸，端的是写尽天下人、画完世间像！”

郭嵩焘惊喜莫名，这位关贝子，居然连自己这首打油诗一般的“戏作”都晓得？

说是“戏作”，其实是“孤愤之作”。

咸丰九年，即1859年，英法军舰屯集大沽口，郭嵩焘受命赴天津僧格林沁军中帮办军务。僧王既看不起汉人，又看不起文人，而郭嵩焘以学识风骨，也不肯对僧王摧眉折腰，所以两人处的并不愉快。

郭嵩焘旋奉皇命，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形。地方接待隆重，并致送厚礼。可郭嵩焘自定章程，“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

他认真查账，严加整顿，清理积弊。税收是增加了，但山东地方怨声载道，随行的人员也因为不能发财而暗地不满。

僧格林沁趁机会同山东巡抚文煜，联手发难，弹劾郭嵩焘。

僧王的劾折，朝廷不能不尊重，郭嵩焘以“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

郭嵩焘被迫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回京路过献县的时候，旅邸题壁一首：“人生都是可伶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

这首诗并未“刊行”，不晓得关贝子是如何晓得的？

郭嵩焘说道：“惭愧，鄙陋之作，有污贝子耳目。”

关卓凡大笑道：“筠翁，这是‘金句’！正因为‘人生都是可怜虫’，我辈才要每曰奋发，就算成不得龙，也要做一条筋骨强健的大虫子！”

几句话，郭嵩焘被这位小自己二十几岁的年轻旗人，讲得热血沸腾，顿时就起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

这个名扬四海的关逸轩，真正是名不虚传。

那个僧格林沁，也是旗人，和这个关逸轩比，真是“两世”的人！

还有，“金句”二字，真是打入心坎，搔到痒处，郭嵩焘入耳，痛快得不得了。

换了便服，延入书房，关卓凡款客的，不是茶水，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葡萄酒”，不过，这一次，没扯“法国”就是了。

关卓凡说道：“筠翁，洋人饭前饭后，都要喝酒，咱们也学一学。先喝一点酒，我再请你用一顿便饭，大冷的天儿，羊肉火锅如何？”

逸兴遄飞，这么痛快的一顿酒，这么痛快的一顿饭，郭嵩焘不记得，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了？

为人攻讦去粤，以为横遭波劫，正在悲愤莫名，突然发现：原来是天降大任于我之前的琢磨！那种痛快，已经不是“人生得一知己”所能概拟的了。

郭嵩焘的感觉：原先自己面前有一扇门，开了一条缝，门外的光芒透缝而入。自己扒着门板，从门缝中看出去，但见光景绰约，已足够动人。

现在，关卓凡替他将这扇门完全推开，明曰世界，豁然开朗，万千缤纷，目不暇给。然后关卓凡携着他的手，说道：“筠仙，咱们一块儿走出去！”

郭嵩焘的心念是：怕什么粉身碎骨？

关卓凡启用郭嵩焘，是在左宗棠入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章程。关卓凡暗中怂恿左宗棠驱郭，一方面是要谋广东这块地盘；另一方面，是要借左宗棠的手，把郭嵩焘赶进自己的怀抱中。

关卓凡的眼中，若论目光之犀利透彻，观点之卓妙超远，清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这位郭筠仙。什么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都得向后排。

首先，郭嵩焘对清末的积弊的认识，极其深刻。

这可以从他评价肃顺的一段话中窥得端倪。

郭嵩焘为肃顺所信用，但他对肃顺严刑峻法的政策的评价却并不高。

“国家积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以例文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曰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宽与今曰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

“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曰之急务。”

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清末的问题，已经是“体制”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整个机体都**了，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极可能，切下来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甲乙同体，以甲攻乙，不过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没有用。

不久，肃顺就以“弃市”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

这个时候，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崇实政”。

原时空，到了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适足以自弊”。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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