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集团和中石化都是大型国企，向来是政绩重于利润。

张超提出人民币给付完工奖，两家公司当然都不同意，但完工奖是大华额外支付的奖金，并不是合同中规定的劳务报酬，自然是大华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他们只能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

说来说去，新兴集团选择了自降金额，用1比10的比例，兑换美元收入，以现在的外汇价格来算，等于降了一倍。让张超又是无奈又是好笑。

说给苏城，他却是一点都不觉得新鲜。国企对外汇的渴求，早就到变态的地步了。80年代的中石油为什么富的流油，就是因为国家施行大包干制度以后，他们能用多出来的石油换外汇，然后自己支配。这条制度一出，整个石油系统才变成以油论功绩。

改革开放10年了，虽然国家已经摆脱了外汇匮乏的困境，但也不过就是刚刚达到外汇温饱，不至于入不敷出而已。国家领导人就像是刚刚脱离了饥荒的农民，怎么敢说“粮食够了，以后会更多”的话。谁都不知道艰难的时刻什么时候来临。苏联人不可依靠，美帝国主义更是野心狼，面貌忠厚的日本鬼子也不是国际慈善家。

国家依然尽其所能的收纳外汇，以保证国际支付的顺畅，维护国内的经济秩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直到2000年以后，国家的外汇管制才有所放松，允许普通人和公司大量的兑换外汇。虽然此时的中国已经美元多到要借给美国的程度。

在1991年，美元仍然可以比人民币购买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也是国企和民企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个年月，哪个私企老板要是有本事，能从银行或某部门弄到一批外汇，几乎铁定能赚到大钱。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部分，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又何尝不是滞后的制度的落后之处。国企可以打报告申请外汇，从而赚到打钱，民企不能打报告，就找了能代替报告的人……1比10的比例，对新兴集团来说，稍稍高于了黑市价。但这笔钱是白得的。从国企官方的角度来看，30万美元和300万人民币都很多，虽然300万人民币具有60万美元的官方牌价，但写进报告里的时候，300万人民币是一句表扬，30万美元则是全系统内的赞赏。

张建军尽管是军队出身的转业干部，可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他是没有洁癖的。国内的建筑公司赚美元是相当艰难的，此时出国做工程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多在东欧国家干活，赚到的那些外汇，却是不能和硬通货相比的。

张超用了几天时间和各公司补签协议，众人皆大欢喜。继而，各公司的劳动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就是那些小的承包商拿着足额的人民币，也够舒服的了。原本就倒班工作的建筑工地，干脆是全天无休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不断的派人催促巴斯夫公司。毕竟，他们都是些辅助公司，只有巴斯夫公司安装好设备，一期工程才算是完成。

海沧石化基地做的如火如荼，外面的评论也是一日三变。

福*建地区的报刊自不必说，全是连篇的好话，哪个媒体要是登了不符合大局的内容，用不着大华告状，自有宣传部门找他们的麻烦。

但其他省市和中央的媒体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100万美元的奖金，究竟应该还是不应该，要不要这样做，几乎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

如果是20年以后，这样的讨论简直无聊。人家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用得着媒体代言吗？

但在1991年，情况是不同的。媒体记者一方面号称无冕之王，用仿照普林策奖的方式做新闻，针砭时事，建言立策的念头强烈。另一方面，学习西方肆无忌惮的媒体风格的同时，中国媒体是没有管束的。尤其是面对非官方的问题，宣传部懒得管，文化部管不到，媒体之间的监督也形同于无。

别说讨论别人的钱怎么花的问题了，试图规范中国人行为的媒体记者满大街都是。

只是讨论应该和不应该，已经是李琳努力奋斗的结果了。

苏城只得安心受之，料想评论很快就会消失了。

诸如葛洲坝一类的事情全国轰动，总有一样能让媒体发泄过剩的精力吧。

11月很快来临。

葛洲坝工程的新闻确实铺天盖地，然而，新闻的角落里，总免不了有讨论奖励和奖金的文章，三五不时的，记者们还会联系到深交所股市，去判断苏城目前的资金数额。

深交所的股票已经涨到了18元左右，迫近历史高点。苏城购买的3亿元股份，等于凭空上涨了1.5亿。这部分资金是要公开的，也让刚刚接触到资本市场的人咋舌不已。

再加上海沧基地和台塑的关系，大华的热点持续了半个多月，苏城也不知道该哭该笑了。

会议期间，李琳也是万分无奈，说：“现在人对钱太敏感了。听说一天的完工奖就有100万美元，眼都红了，有熟悉的编辑告诉我，他们最近投稿的数量都增加了一倍，增加的全是说大华的奖励制度的，要是一篇都不发，也说不过去，所以偶尔要发表一篇……”

“这家发一篇，那家发一篇，数量就多了。”杨明接着说了一句，他每天负责整理媒体资料的，现在也痛苦非常。

“媒体评论是媒体评论，现在就怕官方介入。我们和几家公司都是签约了的。新兴集团且不说，巴斯夫公司可不好伺候。上头要是让我们修改完工奖，巴斯夫公司第一个不乐意。”钟志根补充了一句。

“实在不行，就和巴斯夫公司谈一下，换个名字吧，不要叫完工奖了，叫提前节省什么的，用百分比付款。”有人提出建议。

钟志根马上摇头，道：“那不行，他们肯定会狮子大开口的。用百分比付款，最容易造成意外……”

正商量着，董事长办公室的文员，敲门拿了文件进来，并道：“有计委的同志，约苏董事长见面，周一早晨10点。”

此时，部委的约谈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请喝茶一类的见面，已经常常出现了。

张超听到计委的名字，就脸色大变。

李琳也不安的道：“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不行，我现在就回去重做安排。”

“没事，只是谈话见面而已，没什么威慑力的。”

“他们要是不拿捏着咱们，是不会谈话的。”张超满腹的危险信号。

部委约谈对企业来说，好像很紧张，确实如此，也应该紧张。但对部委本身来说，同样很紧张。

中国的部委本身是没有执行权的，它可以制定政策，也可以协调部门，督促地方，但归根结底，它本身的执法权很有限。

因此，如果手上没有点真货，部委往往也不好进行见面谈话，以免威严扫地。

事实上，自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以后，部委约谈的名声就广而告之的烂掉了。

在此时，部委当然不会任由自己的名声受损，尤其是实力极强的计委。

苏城脑中拼命运转，开始思考应对策略。

取消完工奖？这自然不行。

完工奖决定了海沧石化基地的建设进度，而建设精度又决定了台湾工厂的进驻数量，进而又决定了海沧基地的价值……在这样一个循环中，若非万不得已，苏城是绝不会后退的。

“准备好文件，暂时不要做大的变动，等谈话后再说。”苏城对国家部委已经不再畏怯了。对现在的中国来说，一个国外油田也许只是好听，但一个石化基地就非常重要了。国企横行无忌的时候，不是因为它的级别，而是因为它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苏城离开会议厅以后，还是打电话给主管工业的常务副省长，将此事告知。

年约50岁的副省长常国立正踩在人生最重要的节点上，当然不容自己省内最重要的项目受到影响。他在电话里，气宇轩昂的道：“苏董不用担心，大的方向绝对不会有变化。不管东西南北风，咬定发展不放松。你们建厂能有多快就有多快，我们省里绝对支持，关于完工奖的问题，我陪你去扯皮。”

这比苏城预想的还要舒服。

有了常务副省长的陪同，大华集团内的担心也少了许多。高官向来是政治敏锐的角色，常国立愿意陪同，就说明问题不会严重。

到了地方，负责约谈的却是一位司长。

他没有谈完工奖励的问题，开口却说道：“我听说大华有雇佣外国工人的情况？你们是用人民币支付薪酬，还是用外币支付薪酬？”

“当然是外币。”

“有向有关部门申请吗？”

“大华有存留外币的资格……”

“这是雇工问题，不是外汇问题。”计委司长抬起头来，道：“咱们国家还没有长期雇佣大量工人的情况，尤其是私人对私人，大华不是首例，规模和影响却是最大的。我们找你来，也是要谈这个问题。”

苏城这才醒悟，现在的中国企业，还没有进入到能雇佣外籍工人的程度。国内的人工要多便宜有多便宜，高技术人才也是公对公的引进，以国外的访问学者等类型居多。

让中国穷嗖嗖的研究所支付外国人薪水，估计没有几个肯做的。

苏城刚刚挖角了一批外籍工人，习惯了人员流动的巴斯夫公司还没有太大的反应，国内首先控制不住了。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