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娜.帕弗洛吉尼特.阿基里斯

著于第六纪2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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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纪273年，当恺撒大帝越过卢比孔河时，历史记载他感慨了一句：

“命运的骰子已经掷下了。”

事实上，再没有任何人比恺撒更清楚这句话的意义。

在他最早出任祭司之前，恺撒就是所罗门城里最资深的赌徒。不仅是在赌场上，也是在所罗门的政坛上。

所罗门城北面的卢比孔河，是他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按古所罗门共和国的规定，任何将领未经元老院允许，一旦带兵渡过卢比孔河，即被视为对所罗门城的彻底叛变。

渡过这条河，就意味着他要么扫平所有敢于反抗的元老，成为所罗门共和国里，至高无上的狄克推多独裁官。要么就沦为所罗门的叛徒，在万人唾弃中卑劣地死去。

如果不选择渡河，他回国的结局小概率是被暗杀，大概率则是与某些元老达成协议，通过大凯旋式剥去身上的军事权力，成为一名“元老爸爸们豢养的乖犬”。

最后他选择了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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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某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三到四次“掷下命运骰子”的机会。

每一次，都会永久改变这个人的一生。

因此，当很多历史学家并不明白，我的母亲为什么会选择抛弃尊贵身份，加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佣兵团离开东方时，我希望至少亲爱的读者能够明白，她其实只是在掷自己的骰子而已。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帝都政局已经对母亲相当不利。

一部分贵族和官僚认为，她应该担负起法兰克人背叛的责任。有种记载说是她当初力排众议，独自和维尼斯人签署了引渡法兰克骑士的条约。

稍有帝国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一份条约若没有两位共治皇帝的同时点头，怎么可能被下面的官僚毫无异议地遵照执行？维尼斯人也不是毫无外交常识的蠢货。

她真正失势的原因，在于正教会的态度转变。

虽然彼时正教会并不如西方的教廷兄弟般，拥有一言九鼎的莫大权势，然而在帝都内仍然享有崇高的声望。

在国是会议上，面对佐伊发动的政变攻势，正教会诡异地保持了缄默，这无疑给大部分中立派官僚贵族释放了信号。

正教会并不支持狄奥多拉陛下，这才是刺向母亲的最致命的一把利剑。

对于正教会的态度问题，民间传言是母亲在刚即位时，为了向西方教廷求援，曾考虑允诺按照西方公教的意思修改经典。

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原因。固然，当时正教会的阿历克塞阁下，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对正教会的冒犯。

然而因为一句甚至没有摆上台面的无心之言，就贸然决定了对一名陛下的态度，这不是帝国政坛的传统玩法。

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彼时无论是君士坦丁堡的官僚、贵族和神父，还是大部分的忠诚市民，都认为帝国迫切需要的是一名男性皇帝。

甚至在整个所罗门文化里，女性就是“不够理性”和“优柔寡断”的代名词。

虽然两位共治皇帝陛下，凭借从先帝君士坦丁陛下那里继承的政治声望，在帝国最高权力的层面暂时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然而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只要已经成年的佐伊陛下选择结婚，那么威望和权力很快就会聚集到她的丈夫身上，因为这才是一位真正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皇帝。

对母亲来说，这自然是最差的失势结局。而对佐伊来说，也不是非常美妙的结果，只不过是从和妹妹分享权力，变成了和丈夫分享权力而已。

而后者比前者还要难以应付。

因此，在国是会议上，佐伊发动的政变攻势，实际上是在给教会和官僚贵族们传达一个态度：

她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权力，无论是她的妹妹，还是她未来的丈夫。

亲爱的读者，假设您是正教会的阿历克塞阁下，您一定能看清楚彼时的混乱局势。

当佐伊在国是会议上鲁莽地露出獠牙时，两位陛下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被打破。

这种情况下，只会有两种结局：佐伊胜利，狄奥多拉失败；或者狄奥多拉胜利，佐伊失败。

无论哪种结局，对帝国都是极端不利的。在塞尔柱人于东方大肆侵蚀帝国血肉的时候，两位皇帝居然还在愚蠢地互相敌对。

因此，这场政治角斗必须被立刻结束。

如果教会支持狄奥多拉陛下，那么佐伊陛下自然会遭到反噬，甚至是立刻失势。

然而当时母亲才年仅16岁，一个刚即位的未成年女皇，真的能独自带领整个帝国抵御来自东方的草原蛮族吗？

反过来，如果支持佐伊陛下，那么狄奥多拉陛下的政治生命，自然会理所应当地“被结束”。

按照帝国传统，被结束政治生命的皇帝，必然被当权者斩草除根。

那么，假如教会反而庇护住失势的狄奥多拉“前”陛下，那么佐伊陛下很快就会意识到另一个事实：

她虽然在政治角斗中胜利了，但她并不是真正的胜者。

因为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贵族官僚之间，狄奥多拉陛下仍然拥有极高的声望，以至于她完全无法彻底除去这位妹妹。

无法被除去，就意味着有一天可能会东山再起。

因此，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以抵消政变的不利影响与狄奥多拉陛下残存的政治声望，佐伊陛下只能选择尽快结婚，通过丈夫来加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

那么帝国就会再次拥有一位男性皇帝。

一位在传统意义上，比女人更加“理智”“果决”和“雄心勃勃”的男性皇帝。

这才是教会和贵族官僚们想要看到的结果，也是他们选择如此做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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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部分读者看到这里，仍然未理解这其中复杂的政治逻辑，那么请允许我用简练的语言，再次稍显啰嗦地说明当时帝国上层的政治局势：

由于佐伊陛下的贸然翻脸，两位陛下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被打破。教会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先迅速结束这场愚蠢的政治角斗，然后尽快重建平衡。

由于我的母亲，狄奥多拉陛下更加年幼，所以教会只能选择支持佐伊陛下，转而将母亲软禁并保护起来。

一旦佐伊陛下意识到，这种孤注一掷的政变无法奏效，那么她只能采取相对稳固一些的其他手段，比如结婚。

因此，假如当时母亲没有在修道院里失踪，那么在教会的预料里，她将遭遇几次危险的政治攻讦、诽谤甚至是暗杀。

然而，作为教会用于对佐伊陛下施压的工具，母亲会被教会严密地保护起来，这些暗杀不会有任何作用。

必要的时候，她甚至会被放出修道院，在政坛上短暂登场亮相，用以刺激佐伊陛下的神经。

直到佐伊陛下放弃了独掌大权的企图，最终屈服并选择结婚为止。

于是权力就会被集中到她的丈夫手上。未来几年，帝都局势都会在女皇和新任皇帝的角力中，如汹涌波涛中的大船般危险地航行。

至于我的母亲，最终的结局自然是失去全部底牌，从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被彻底淘汰。

所有人都拿她当做赌局的筹码，而筹码的下场是不会有人怜悯的。

因此，面对这种极端不利的局面，她的选择是拿起命运的骰子。

然后把整个赌桌砸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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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当我的母亲从修道院里失踪时，正教会在第一时间就开启了生命囚笼之墙。

这迅速引发了帝都秩序的混乱，由于生命囚笼之墙不容许任何生命体通过，因此墙内和墙外几乎被彻底隔绝。

教会在囚笼边缘设置了二十八个通行点，允许内外居民排队进出。

每个点都有至少一位教会半神负责驻守，任何进出者都会被灵性扫过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确保没有任何隐藏的生物可以逃离生命囚笼。

然而我的母亲明白，教会不可能长期维持生命囚笼之墙，因为金角湾对面的法兰克人正在攻打市区。

帝都绝不可能同时在两边维持战争。

她的猜测是正确的。仅仅是在第四天，教会就被迫撤去了生命囚笼之墙，转而采用更隐蔽的检查方式。

许多历史学家对于佣兵团，避开教会搜查逃离君士坦丁堡的方式，持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猜测，在此我只能援引和母亲的实际交谈，在这里略微地透露几句。

在一艘前往港口城市拉雷德图斯（Rhaedestus）的货船上，某个包裹严密的箱子里，堆满了大量的图书，它们从君士坦丁堡的印刷工坊中被印刷出来，即将送往拉雷德图斯的市立图书馆。

由于船只运载货物太多，半神没法仔细检查每个集装箱里的每一个货物（试想，如果某艘船只运载的是几十吨芝麻，难道半神要将每一颗芝麻都检查过去？）。因此，他们只能粗略地扫描船上的生命体。

于是命运骰子投出了一个好的结果。狄奥多拉女皇从历史正文中短暂地消失了，而一个名为“”的小佣兵团里，多了一名掌控奥术的实习佣兵。

在作为后来人的我们的眼里，“”这个名字无疑早已如雷贯耳。

然而在当时，抛弃掉高贵的皇室身份，选择加入这个小佣兵团从零开始，需要的是莫大的勇气和决断能力。

母亲最近也时常谈起过去的事，谈到她的那几个同伴，谈到她最初加入时因为满怀疑虑，甚至长期整晚都不能入睡。

偶尔她会感到强烈的懊悔，然而更多的却是对未来的迷茫，就和这世上千千万万个手持命运骰子，犹豫着不知道是否该投下去的人一样。

所幸的是，如今的她再次回首过去，终究是走出了她想要的道路。

如果当时母亲选择留在帝国，那她的人生必然又是另一幅光景。

至于是好是坏，此时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

在此，我只能援引我喜爱的弗罗斯特的诗歌，为这一卷做出最后的总结：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从林的深处。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

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啊，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因此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