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方济之所以这么重视这两千部西书的下落，根本在于他是一向主张走上层路线传教，也是“学术传教”路线，通过传播学术的手段来发展信众。

毕方济本来就是走上层路线的大高手，若干年后他不但获得了南明隆武帝的极大信任，中国天主教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上甚至通过瞿安德神父有了一个在中国天主教历史绝无仅有的成功典范。

趁着永历帝在外地的机会，瞿安德神父成功对整个永历帝的整个宫廷进行了洗礼，从两宫太后到皇后甚至太监都受洗成了天主教的信徒，永历帝事后也不得对这个事实予以默认。

几个月之后，瞿安德又对皇太子进行洗礼，让天主教觉得自己可以借中兴之功而在中国生根茁壮发展壮大,甚至培植出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中国皇帝，。

正因为毕方济是上层路线的大高手，因此毕方济也对两千部西书被盗造成的威胁特别敏感。

徐光启、孙元化等许多缙绅都是这种“学术传教”路线所获得的丰硕果实，而一名缙绅入教往往就代表着整个家族甚至几个缙绅家族成为天主教的忠实信徒，而“学术传教”之所以能取得成果在于东西方科学技术上的极大落差，不管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还是军事科学，欧洲都领先中国几百年。

天主教虽然在欧洲处于被动局面，但是在中国却是以文明与知识的领路人而自居。

而七千部西书来华，可以说是“学术传教”路线的顶点，金尼阁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尽了全部热情在欧洲奔波逾年才办成了这么一件大事。

虽然由于南京教案的影响导致七千部西书入华以后并没有发挥足够的影响，但是所有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管是不是学术传教路线的支持者，都认为这七千部西书与其包含的西方知识是中国天主教团的最大财富。

但是这两千部西书的遗失却可以说是打断了中国天主教团的幻想，让他们清楚得认识到现在不仅仅是他们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真正价值，天主教的敌人同样企图想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不然天主教的敌人根本不会关注这些他们可能根本看不懂的书籍，藏在上海的两千部西书都是拉丁文、意大利文与法文，整个中国能看懂并翻译这些书籍的明人很可能不超过一百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甚至是中国的官僚们来看，这两千西书根本毫无任何价值。

可是王真洁既然放弃那些价值更高的金银珠宝，而是直接从徐光启家中劫走这两千部西书，就代表她手上不仅仅认识到这两千部西书的真正价值，而且手上也有一批能够翻译解读并开发利用这两千部西书的精英人才。

她与她背后的教团跟那些对天主教一知了解等于盲人摸象的邪教徒不同，对天主教即使不是了若指掌也是知之甚深，他们本来就是中国的本土教门最接地气，若是走学术传教的上层路线就等于打断了天主教的脊柱。

而孙元化则是回答道：“多半是与海北镇有关，除了海北镇，谁会对这两千部西书有这么大的兴趣？而且这两千部西书运到上海本来就是作为与海北镇谈判的筹码。”

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和官僚并不知道这七千西书是什么，也不愿意深入了解这七千部西书的真正价值，即使有个别士大夫知道这七千部西书，也以为是奇淫巧技不上大雅之堂，当今中华之世，真正十分看重这七千部西书的大人物只有海北镇的柳鹏柳总兵。

但是这位柳总兵可不是天主教眼中最合适的合作对象，虽然他在自己的土地不断引进西方技术，并有多位欧洲顾问替他效力，可是柳鹏对天主教了解很深而且有着很深的警惕心，因此他提出的合作条件也让天主教觉得左右为难。

双方虽然都有合作的诚意，但是谈判一直进行不顺利，而且伴随海北军发展的蒸蒸日上，海北军提出的合作条件也变得越发苛刻起来。

但不管海北镇提出怎么样的苛刻条件，毕方济都认为柳鹏是天主教在中国最合适的合作对象，即使柳鹏坚持自己后宫如云，绝对不会加入主张一夫一妻的天主教，但是毕方济仍然对柳鹏寄以厚望。

正是因为在毕方济的坚持之下，中国天主教团才会从澳门转移两千部西书到上海，没想到这批西书抵达上海没有多久就被王真洁劫夺而去。

而孙元化所说的这一切却是毕方济最担心的现实，这位叫作王真洁的魔女可能用这批西书作为筹码跟柳鹏达成进一步合作，因此他只能下了决心：“我会请丁宫丁专员帮我打听这批西书的去向，他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却是我们的老朋友！”

只是孙元化却是毫不客气地说道：“毕方济神父，您不应当对这些异教徒抱太多的幻想，你应当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保禄身上，他将有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作为，保禄才是圣教在中国最重要的柱石！”

保禄就是徐光启的圣名，也是圣教三柱石中最重要的一位。

孙元化继续诉说着他对于海北镇的种种不满：“海北镇虽然说愿意与我们好好谈判，但是他却要求我们把七千部西书全部转移到龙口去，虽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但是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利用这些西书，甚至还要全力他们翻译出版这些西书！”

“而且即使我们答应如此苛刻的条件，也得在三年之后才能在山东进行自由传教！”

这才是孙元化对柳鹏与海北镇最不满的地方，即使天主教付出这么多代价，可是从柳鹏那边得到一句三年之后才能传教的空口承诺而已。

毕方济只能摇了摇头说道：“我也知道这样条件近于屈辱，但是难道我们要答应柳总兵让邓玉函去山东为他效力？”

一提到这个问题，孙元化还陷入了沉默之中，他现在也算是中国天主教的核心人物，虽然比不上徐光启拥有决定或否定中国天主教任何一项重要事务的权力，但是天主教在中国的任何机密他有权第一时间知晓。

柳鹏对于与天主教合作提出两个不同的条件，一个是七千部西书为合作基础，可以说是十分苛刻，另一个合作条件却可以说是宽松至极，但是却要求邓玉函到山东替柳鹏服务，只要邓玉函开始替柳鹏服务，那么天主教就能在整个海北镇控制内自由传教。

但是毕方济与金尼阁这些中国天主教的最高层人物在得到柳鹏的承诺之后，却是第一时间拒绝了柳鹏对邓玉函的提议，而是决定将双方合作的基础建立在七千部西书之上。

他们宁愿把这七千部西书交给柳鹏，也不愿意让邓玉函替柳鹏效力，如果说徐光启是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柱石，那么邓玉函就是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瑰宝，邓玉函的知识注定只能为中国的皇帝服务才能发挥出他最大的价值。

因此一提到邓玉函的名字，孙元化就变得沉默起来，他不知道应当怎么回答毕方济，但是正当他准备组织词汇的时候，突然有人插嘴说道：“只是为一位中国领主服务而已，你们想得太多了，我已经下定决心，马上就去山东！去山东传播主的光辉。”

一听邓玉函所说的这一切，不管是孙元化还是毕方济都是大惊失色，孙元化一把就抓住了邓玉函的手说道：“邓玉函，你疯了吗？这件事我们应当请示金尼阁神父与保禄！”

只是邓玉函却有着自己的判决标准，他告诉孙元化与毕方济：“我是神的子民，既然神让我去山东替这位柳总兵服务，那就不能拒绝神的召唤！”

毕方济却是明白邓玉函的心情，他再次询问邓玉函：“邓玉函神父，你真已经看到神的召唤吗？”

邓玉函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没错，我已经看到了神的光泽照耀中国的大地，我为这些年在中国殉职的教士与信众而骄傲！”

这个日耳曼传教士的声音里充满了虔诚与牺牲，也带着无限的圣洁与光辉，毕方济知道自己不能拒绝邓玉函的意愿。

毕竟与邓玉函一起启程赴华的西方传教士有二十二位之多，但是跟着他一起活着抵达中国的传教士却只有八位而已，让邓玉函郁郁寡欢的不仅仅是这次远航给他带来的疾病，而是即使付出了如此惊人的牺牲，他仍然不能在中国传播主的辉煌与文明的智慧。

由于南京教案的影响，邓玉函并不能在中国自由传播文明的光辉，甚至连金尼阁用莫大热情运来的七千部西书大部分都只能留在澳门不能发挥用处，让邓玉函觉得自己万分愧对那些一起渡海来华而死于途中的教友。

因此毕方济不得不提醒邓玉函：“那位柳鹏柳总兵是一位集睿智、狡猾、阴险、勇敢、固执、残忍于一体的异教徒！”

只是邓玉函却是微笑道：“毕方济阁下，您在是说萨拉丁吗？还是说阿提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