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邓名在一些军官的护卫下站在旗舰上眺望远征军的舰队。停泊在巴布延海峡北方的明军舰队静静地等待着，数百艘帆船都落下了风帆，在泊地上空形成了桅杆之林。

“老王在时，想的就是从对岸登陆，然后水路并进直捣马城城下。”说话的是延平郡王派来的使者冯锡范。康熙三年，清廷以不剃头、不朝见、不进贡的条件试图与郑经议和，并暗示可以在郑家内讧中站在郑经一边，但却遭到了郑经的严词拒绝。二十出头的延平郡王二代，当时和邓名、张煌言的关系极差，更因为对曰本的贸易，以及张煌言收留郑袭、郑瓒绪等原因，到了近乎开战的地步，但郑经仍表示他绝不会考虑向清廷投降——郑成功选择为民族奋战到底，这同样是郑经的骄傲，他甚至明确对清廷表示，就算邓名和张煌言选择与清廷议和，他也不会同意。

只是郑经虽然有志气，但在处理和盟友的关系时依然固我，从康熙三年、永历十九年开始，在刘国轩这个主战派的支持下，多次和舟山的郑成功旧部以及浙东军发生摩擦。不过邓名对郑经表现出忍让态度，在不激怒川西院会的范围内，尽可能给台湾补偿。现在已经是康熙十年，永历二十六年，郑经年近三十，他的火爆脾气看上去有所收敛，而且川西长期奉行的忍让态度也得到了延平郡王府内部一些人的体谅，比如这次，郑经指派陪同邓名远征的冯锡范，就是一个对川西明军的主和派。

据邓名所知，在台湾处理政务的陈永华，也是冯锡范的盟友。川西一直在海贸上与台湾分享利润，对延平郡王府的内政帮助很大，因此陈永华一直争取缓和东宁和成都的关系，避免双方爆发冲突，导致台湾骤然失去主要的财政支柱。而冯锡范也赞同和成都保持良好关系，主要的原因竟然因为他是火器派。在邓名前世，冯锡范就力主应该仿制西洋战舰，甚至建议郑经聘请英国教官训练台军，全面换装火器；而刘国轩要保守得多，对福船和传统的解舷、纵火战术非常痴迷，屡次反驳冯锡范的倡议，说冯锡范根本不懂得战争。

刘国轩这种意见不仅是台军的主流意见，也是浙东郑军的普遍看法。郑成功用这种战术屡挫强敌，所以大家都认为郑军并没有大的改革必要。冯锡范的改革意见也没有得到郑经的赞同，当看到邓名不用人劝就在改装西洋商船，并大力发展火器部队后，冯锡范就变成了台湾的四川派，一谈到军事就言必称川西，用来弥补他没有领兵作战过的短板。

“延平郡王的计划就是水路配合，一路打过去吗？”邓名知道郑成功曾经有个计划，想要把菲律宾纳入大明的版图，但对具体的计划并不清楚。听冯锡范说起老王，就好奇地问道：“虽说水师得到陆军配合可以安全得多，有了水师，陆军行军也不会太辛苦，不过从这里到马城还是太远了吧？”

邓名的主要疑问就是，如果遭到西班牙海军的不断搔扰怎么办？西班牙舰队甚至可以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始终保持对明军的压力，而明军只要不小心露出破绽就可能导致灾难。

“如果是老王统军，定能叫西夷有来无回。”冯锡范脸上露出一丝骄傲之色。郑成功身经百战，陆战、海战双全，就算敌方在舰船或是火器上有优势，但总会被郑成功设法引诱到他能发挥长处的战场上击败之。在郑成功去世后，冯锡范根本就不同意继续觊觎菲律宾，也反对继续封锁海峡；在邓名前世，明郑落幕前夕，冯锡范也反对去菲律宾做孤注一掷的冒险，因为他认为，若没有郑成功这样的统帅，明郑集团无法靠着福船和重装步兵击败西洋的远洋战舰和火枪部队。

在那一闪即逝的傲色过后，冯锡范脸上又露出遗憾的表情：“所以卑职一直向王上建议，要像丞相一样造西洋战舰，艹练火枪兵。当初以老王神武之姿，对付泰西虽然不是大问题，但老王的对手本来也不是泰西的名将——换言之，因为装备的不同，老王这样的盖世英雄对付几个无名之辈都要花费力气，那就足以说明西洋大舰和火枪的厉害了，所以我们非改不可啊。”

因为步枪展示出了巨大的威力，现在台军中也认可火器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在缓慢地开始改革；但郑军对福船的痴迷依旧，因为清军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水师，所以很难证明邓名购买的这些西洋战舰的价值，而郑成功时代，这些西洋战舰也不是郑成功的对手。

邓名忍不住侧头看了冯锡范一眼，他知道很多反对军事改革的人不仅受到固有经验的限制，也有朴素的民族情感夹杂在其中。比如步枪在川军中的推广就比缅甸火铳要顺利，只要价格合适，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步枪在川军看来是汉人自己的发明，至少是改良的火器，而缅甸火铳则是蛮夷的东西，如果说火铳能取代所有的传统武器，岂不是抬高蛮夷贬低自己祖先？而海军之所以好办，也是因为川军缺少海军传统，加上邓名具有权威，可以轻松拍板。但是在浙东的郑军中，直到现在，仍在苦思如何改良传统的福船让它能更快更大，或是整天讨论如何把郑成功的战术发扬光大，以达到用小吨位的福船击败西洋巨舰的目的。

“没想到冯锡范居然还是个改革派。”邓名在心里暗暗想着。和他这种通晓外星科技的人不同，冯锡范能够有改革的见识相当不错，尤其是他还能从郑成功的胜利中总结出完全不同的经验。一般来说，胜利只会让人自满保守，而不是意识到需要改革、学习。

即将爆发的海战其实让冯锡范也无比紧张，他也在热切地盼望着光辉的胜利。在邓名的前世，经过三藩之乱后，冯锡范才开始在军队中获得一定发言权，不过军事改革对明郑来说实在是太迟了。而在这个世界，冯锡范同样是郑经最信任的侍卫军官，而他还能用邓名做例子，说服主君赞同他的军事观点——在得知邓名决定和西班牙、荷兰开战后，冯锡范就自告奋勇作为郑经的特使，带领一队台军参战。这些随行军官都是冯锡范精挑细选的年轻军官，也都和他一样有进行军事改革的想法，如果邓名的海军能够通过一场堂堂正正的海战击败西班牙舰队的话，冯锡范相信能给他的主君带来足够的震动。

“就算其他人说什么老王也能打败红毛的战舰，王上也可能口头上称是，但王上也明白西洋战舰有多么厉害。”在邓名悄悄打量冯锡范的时候，后者暗暗一握拳，在心里对自己说道：“王上派我来吕宋，其实就说明王上也心动了，让我亲眼看看火器化军队的战力——听说连鞑子都开始组建火器化的军队了；王上让这一队人跟着我一起来，也是为了让大家眼见为实，瞧瞧保国公的新式舰队到底能不能打仗，将来那些反对的人也就无话可说。”

大家都知道，郑成功的计划邓名肯定模仿不来，和西班牙主力舰队的决战势在必行。一开始，冯锡范等台军的建议就是设法诱使西班牙舰队入港休息，然后集中全部明军的军舰围攻港口。把所有的大炮都卸下来提高船速，把每一条能上阵的战舰都改装成纵火船——总而言之就是采用大规模集中使用纵火船的战术，争取把西班牙舰队全歼在港内。

但是这意味着巨大的牺牲，明军将士需要以最大的勇气冒着西班牙人的炮火全速冲杀，而且在各个方向上都需要保留预备队，以防西班牙人集中朝一个方向突围——若是放敌人跑出海，那明军的纵火船冲锋就会变成鲁莽无谋的送死——因此势必要保持阵型的厚度；而纵火船集体冲锋还需要保持战线尽可能地紧密，如果单纯重视阵容厚度而不够紧密，就可能导致西班牙人分散从明军的船阵空隙间冲出外海。

复杂的临场指挥就不用指望邓名能做到了，别说邓名做不到，郑成功去世、郑泰被杀后，闽军就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做得到。因此，为了提高成功率，冯锡范他们甚至建议邓名用铁链连接部分冲锋舰——这当然会导致冲锋的明军航速更慢、动作更迟缓从而付出更大的伤亡，不过若是拦不住西班牙人，那明军就都白死了。

看到邓名的新式炮弹后，闽军虽然修改了建议，但仍然觉得纵火船是必不可少的：在明军前排的纵火船以大无畏的精神冲上去以后，接着的是同样勇猛突击的炮舰——如果能及时扑灭敌舰上的火，那战舰就有可能修复，如果不能，至少也保证了明军在菲律宾海域的制海权。

“我打算夜战。”在四川的时候，邓名就和部下们做过一些简单的推演，认为这种冲锋即使取胜也会让明军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崇明的时候，浙东郑军也向邓名推荐过纵火船战术，当时郑军建议必须要设法引诱西班牙舰队靠近海岸，而明军的纵火舰队要位于外海和西班牙舰队之间，郑军估计要付出上千明军伤亡的代价。

而与冯锡范会师后，冯卫士认为这个数字依旧太乐观，虽然郑成功轻松地用这个战术击败了荷兰人，只付出了几条船和几十人的代价，但大概谁也没本事像郑成功那样能在敌人的地盘上，把荷兰人的海军一直引诱进河口，而且无论事先的隐蔽还是出击的时间都完美无缺。冯锡范认为凭借邓名的指挥水平，如果是用老式福船，成功的指望顶多只有一半，现在速度更快的帆船倒是提升了邓名很大的成功几率，不过他估计伤亡恐怕要超过两千人，损失的海船恐怕也要在一百艘之上。

这个损失当然是邓名不愿意负担的，所以川军决定等西班牙人停泊、睡觉后，再去发起堂堂正正的挑战。只是在冯锡范这些台军和浙东军的参战人员看来，这显然是旱鸭子对海战完全缺乏了解。

“丞相明鉴。”和那些第一次听到这个计划的浙东军将领一样，冯锡范和几个台军将领立刻明确表明反对：“夜色确实能让西班牙人（经过邓名不断地影响，现在他们已经不用佛郎机这个称呼了）暂时发现不了我们，但我们也看不清敌人舰队的阵容。”

既然看不清敌人的船只停泊情况，明军的突击就有很大的偶然姓——这可不是内陆的河流，即使是以长江的宽阔，船只的停泊位置依旧相当有限，但在大海中，船只到底停在什么位置实在不好说——西班牙的舰队处在备战状态，是不会聚在一起给明军放火烧的。

而纵火船在黑夜中更是再明显不过的靶子，到时候西班牙人在暗处，中国人在明处，盲目的冲击一定会导致惊人的损失，黑夜带来的坏处足以抵消明军能够悄悄靠到近前的优势。

冯锡范想到，邓名可能是迷信他的新式炮弹。那种炮弹确实威力很大，不过那也只有建立在能够击中敌人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效果。在黑夜中胡乱射击时，明军的命中率更是会大打折扣。最大的可能就是混战一夜双方都没有什么损失，西班牙人的舰队完好无损地移动到外海，等天明后，完全没有受到损失的西班牙舰队就会给明军海军以毁灭姓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