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二月的时候，移民的安排基本告一段落，成都获得了六成的移民，而叙州一跃变成了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大城市。

突然增加的人口带来了众多粮食和住房的问题，而叙州应变的能力毫无疑问要比成都差得多。现在帝国议会处于闭会状态，邓名就下令准备召开特别会议，要求在过年前制定出一套新的税收方案来：最开始叙州知府衙门类似是成都知府衙门的一个分支机构，一旦有什么难处就直接向成都求援，而现在两者已经呈现分离状态，有了利益上的纠纷。

所以筹建更高一级的行政机构就势在必行，这个衙门邓名打算按照习惯命名为四川巡抚衙门。邓名懒得自己去琢磨到底应该从两个知府衙门拿多少钱到四川省的巡抚衙门，就指示帝国议会去讨论。这个巡抚衙门暂时会归邓名直辖，而邓名也会本着损有余补不足的原则，用成都府向巡抚衙门缴纳的省税来帮助可能出现亏空的叙州知府衙门。

为了避免参议院变成成都一家开设的机构，邓名还强行规定一半的参议员要移去叙州居住，如果将来有其他城市上升到能够和这两府分庭抗礼的地步，那么就要再从成都和叙州各搬三成的参议员去第三府居住——参议员全是邓名任命的，他可以按照自己心意给参议员们下达命令——而且还有很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代表保国公权威的参议员们当然需要出现在叙州，以制衡议会的工作。

不过帝国议会的人选处理邓名就比较谨慎，他规定这个要按照同秀才人口来分配，向巡抚衙门缴纳更多税的府，理应在帝国议会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下达了这些指示后，邓名没有返回成都，而是离开叙州前往嘉定州。经过明军的不懈宣传，越来越多的百姓正在从山里走出来，而嘉定州就是川西计划大举建设的第三个地区。它不但连接成都和叙州，而且还是通向建昌的必经之路，隐藏在峨眉山周围的山民可能还有几千、上万人，开发了嘉定州后，这些人若是肯下山也容易就近安置他们。

……

而此时在成都，有两个赫赫有名的客人来拜访陈佐才，一个是朱之瑜，另一个就是被他拖来四川的蒙正发。朱之瑜为了拉蒙正发出山，在后者的家里一住就是好几个月，蒙正发实在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好不情不愿地跟他走了。除了情面问题外，朱之瑜去拜访蒙正发这件事也传得满城风雨，虽然地方官好像聋了一般，反应极为迟钝，始终没有来拿人，但蒙正发自己却住不下去了——他不能让朱之瑜在自己家里出什么纰漏，否则天下人肯定会骂他卖友。而且蒙正发觉得，就算他能把朱之瑜这尊大神送走，这次闹得这么凶，事后也必定会被湖广清廷追究，被逼入绝境的蒙正发只好跟着朱之瑜来投邓了。

蒙正发剃发投降清廷十年来，娶了十几个小妾，生了一大堆儿女，现在这些儿女都没有成年，蒙正发也舍不得扔下他们。蒙正发一面埋怨朱之瑜祸害了他全家，一面辛苦地把家小统统搬迁去四川，这期间还提心吊胆唯恐被地方官来个一锅端。但事实证明，湖广的清廷地方官比蒙正发想象得还要无能，全城都知道朱之瑜这个反贼住在蒙正发家里，但官府就是不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蒙正发在收拾细软要投贼，他的小妾有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想去的，还有挥泪和娘家告别的，但地方官楞是被蒙在鼓里——最后让蒙正发从容逃走，还带走了他全部的家产，甚至连房子、田地都成功地卖掉了。

蒙正发先是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后来又舍不得家眷，最后竟然连家常都想着带走，这把朱之瑜也吓得够呛。但总算吉人天相，湖广清廷不可思议的迟钝，让蒙正发和朱之瑜平安地抵达了荆州，进入夔东军的控制区。

本来蒙正发还想拖上王夫之一起走——他好端端的曰子被朱之瑜毁了，所以他也不想让王夫之安心在船山那边舒舒服服地讲学。但朱之瑜说什么也不干了，蒙正发拖家带口一大家子，王夫之那边听说还有大批的家人、子弟，要是这么大的动静还不被清廷发现的话，那也未免太看不起张长庚的能力了。

朱之瑜看不上闯营的人，蒙正发更是对他们深恶痛疾，所以二人在李来亨那里根本不多做停留，要到了船只后直奔夔门而去。一直等到了奉节，这两个人才恭恭敬敬地给文安之送去名帖求见，文督师是天启皇帝的门生，这二人怎么也不敢在他面前托大。听说他们是来帮助邓名消除闯营对川西的影响后，文安之捻须沉吟了片刻，问道：“你们怎么知道是闯营的影响的呢？”

“晚生愚钝，不过这不用多想吧？”蒙正发的口气依旧非常恭敬，不过其中的自信非常明显：“保国公受歼邪迷惑，居然自称‘强盗’……”

“是帝国。”文安之纠正了一下，不过马上就点点头：“当然，意思一样，你继续说。”

“是。”蒙正发应了一声，在他看来，放着好好的官兵、良民不做，非要去当强盗，也只有闯营那帮不可理喻的家伙能干出这种事了，既然如此，邓名不是受他们的影响还能是什么？

朱之瑜的看法也和蒙正发差不多，而且他们认为只要他们到了邓名身边，那么流寇的毒害自然而然就会消退。

文安之不置可否，他琢磨了一会儿，最后缓缓说道：“你们任重而道远啊。”

说完文安之就给他们二人接风，还写了两封信给他们，一封是给邓名的介绍信，另外一封是给陈佐才的。文安之告诉他们邓名闲不住，一年到头乱跑，如果他们找不到邓名就去找陈佐才，后者是川西的中流砥柱——本来文安之对陈佐才并不是很熟悉，不过这一年来陈佐才不断来信诉苦，说川西的师资力量薄弱，还多次想让文安之帮忙给找些教授来。

文安之对朱之瑜没有太多的看法，不过此人就算辅佐邓名不成，帮陈佐才教书还是没问题的；而如何在推荐信里介绍蒙正发让文安之稍微迟疑了一下。当初巡抚章旷病故的时候，蒙正发希望永历天子让他接任巡抚一职，但永历天子把这个职务给了蒙正发中举时的老师吴晋锡。蒙正发大怒之下和吴晋锡断绝了师徒情谊，从此再不承认有这个老师——在文安之这种重视师徒恩义的士人心中，辱骂老师和殴打父母也差不多了。

而且事后蒙正发和王夫之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痛骂吴晋锡——王夫之是一个绝对够格的朋友，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从来只问亲疏，不问是非。王夫之把蒙正发曾经的老师吴晋锡骂了个狗血喷头，简直就是一头名符其实的畜生——因为吴晋锡没有为大明殉节。看王夫之、蒙正发骂吴晋锡的文章，有时真会给人一种错觉，好像王夫之和蒙正发为大明殉节了似的。

不过最后文安之还是没有把这件事写在给陈佐才的信中，因为他知道陈佐才也是个尊师重道的人，若是知道蒙正发有这样“欺师灭祖”的行为，估计就很难合作了。

君子隐恶扬善，文安之觉得眼下是用人之际，既然蒙正发都拖家带口来四川了，那这些事就不必再提了。

……

正如文安之所料，等朱之瑜和蒙正发赶到叙州，邓名果然已经离开了，峨眉山那边没有居民点，只有军队，所以也不会有去嘉定州的民船。而没有邓名的指示，叙州也不好安排战舰把他们送去嘉定州，再说就是去了也未必能找到进山的邓名。

叙州知府袁象建议二人去成都暂住，等邓名处理完了嘉定州的事情自然会回成都，无论如何，邓名都要在年前去成都参加帝国议会的会议。二人商议了一通，就采纳了袁象的建议，拿着文安之的另一封推荐信去拜访陈佐才。

陈佐才是云南的缙绅，可朱之瑜、蒙正发是名满天下的士人，见到文安之的推荐信后，陈佐才哪敢怠慢，连忙请两位入书院休息，马上让人给他们整理房间。

朱之瑜还好办，就是单身一人，而蒙正发又是家眷、又是仆人、家奴，还有这些奴仆的家小，一共百余来口。陈佐才折腾了半天才算腾出足够的房子让蒙正发和他的家人挤下，又给他的奴仆搭了几个棚子，让他们先住在书院外面。

看着这一大群妇女和哭闹不休的儿童，陈佐才也是由衷地钦佩：“能带着这么多人脱离险境，蒙崇阳真是大才。”

出逃的时候朱之瑜始终提心吊胆，但现在既然平安脱险，他也忍不住替蒙正发吹嘘几句：“那是自然，蒙崇阳昔曰为章巡抚（章旷）参军时，于新墙督师，与鞑子大战，以八千步卒力克数万鞑骑，伏尸数十里。弘光南渡以来，敢战自此始，自蒙崇阳始。”

既然蒙正发能指挥几千人打败数万清军铁骑，一扫南渡以来的颓势，那全家脱逃的事情还不是牛刀小试嘛。

陈佐才微微愣了一下，听朱之瑜的口气，蒙正发好像有过很有名的一场大胜，不过他对蒙正发的了解只是知道对方出过书，以当事人的身份叙述了隆武、永历这些年明清两军在湖广的争夺。邓名在书院进行教育的时候，要求教授们向学生介绍明清战争中的重要战役，这些战役陈佐才心里都有数，但肯定没有朱之瑜说的这场。

朱之瑜说的就是王夫之替蒙正发吹嘘的故事。在故事里，王夫之一笔就把南明各地风起云涌的义军都抹杀了，而以八千克数万更是王夫之的杜撰。不过既然朱之瑜信以为真地说出来了，蒙正发也不好出言纠正，更没法说这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是老朋友王夫之瞎编的。

无论如何，蒙正发也是一个够朋友的人，在他的书里从来都竭力把亲友的责任摘干净；比如这次朱之瑜来自己家，蒙正发就是再不情愿也要护得朋友周全，因此蒙正发也就硬着头皮认下来，对陈佐才微微一笑，表示朱之瑜说得一点没错。

“保国公太不尊重读书人了。”陈佐才对邓名的成见依旧，顿时心里就有了主意：“崇阳先生如此丰功伟绩，他竟然提也不提！哼，还不是因为他见不惯我们读书人出将入相？不行，我明天就把此战编入教材，为崇阳先生正名，也让大家好好看看保国公到底是如何抹黑士人的。”

出于对蒙正发的尊敬，陈佐才就向他询问起对四川书院的看法来。

“要想正本清源，就需要让百姓知晓闯贼到底是如何误国的。”蒙正发的看法很简单，那就是要好好利用书院这个宣传阵地，让大家知道士人如何舍死忘生地为朝廷奋战，而闯贼又是如何一次又一次从中添乱，致使士人的努力都化为泡影的：“如果没有闯贼，那么多忠臣义士的心血又何至于白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我们要让保国公和百姓都看得分明，这天下就是闯贼败坏的。大家都看清闯贼的祸害后，就会惊醒过来，不再受闯贼迷惑、不再与闯贼共事，这样国事也就有救了。”

虽然陈佐才暗暗欣赏邓名的气量，但一想起对方对士人的轻视就气不打一处来，用有力的事实来反击当然再好不过。陈佐才当即就请蒙正发来主持编写这段历史课本。而对蒙正发来说，这也是轻而易举的工作，他的《三湘从事录》早就写得，只要把它变成白话文就能胜任需要。

向保国公和全体川西父老揭露闯贼的罪恶，让大家厌之、弃之、伐之……蒙正发发现成都果然是大有可为之地。他急忙修书一封去湖广给老友王夫之，信中盛情邀请王夫之同赴成都，共襄讨闯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