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就送来吧，”他笑着回答他。他以为“郭蹁子”是在给他开玩笑。“好！咱们君子一言。你准备准备。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刚跟你们书记说了。你们书记说只要你同意，他立刻开证明。好，我给你开了证明，回家路过场部就把证明交给政治处，转回来就把人带来，你今晚上就洞房花烛夜吧！”

天刚黑，他正坐在小板凳上看《解放军文艺》，就听见外面一群孩子喊：“‘老右’的老婆来了！‘老右’的老婆来了！”接着，门哐啷一声，“郭蹁子”又像下午那样闯了进来。

“好了！我酒不喝你一口，水你总得赏一口吧？真够呛！一下午脚不沾地来回跑了三十里路。”他伸手从铝桶里舀了瓢井水，咕咚咕咚地喝光，然后用袖子一抹嘴，长长地“嗨”了一声，才朝门外叫道，“喂！你怎么不进来？进来，进来！这就是你的家。来认识认识，这就是我说的‘老右’，大名叫许灵均。啥都好，就是穷点，可是越穷越光荣嘛！”

这时，他才看见门外的一群孩子面前真的站着个陌生的姑娘，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上衣，拎着一个小白包袱，冷淡而又仔细地打量着这间满布灰尘和锅烟的小土屋，好像她真准备在这里住下似的。“这……这怎么行！”他大吃一惊，“你这个玩笑简直开得太大了！”“这怎么不行？你别马虎，”“郭蹁子”从口袋里掏出张纸，“啪”的一声往炕沿上一拍，“证明都开来了，这可是法律。法律，你懂不懂？我可是跟政治处说你去放马了，叫我代领的。你要是撒手不干，就太不够意思了。听见吗，‘老右’？”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他摊开双手，连连问“郭蹁子”。姑娘可是进来了，坦然地坐在他刚刚坐的小板凳上，好像他们两人说的话与她无关一样。

“怎么行？你们两口子的事来问我，我问谁去？”“郭蹁子”又把“法律”放回炕上。“好了，好好过吧！明年有了胖小子，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他走到门口，叉开两手，像轰小鸡一样轰走孩子，“看啥，看啥？没见过你们爹跟你们妈结婚？回去问问你们爹跟你们妈去，走、走、走！……”

“郭蹁子”就这样一甩手走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悄悄地端详姑娘。她并不漂亮，小小的翘鼻子周围长着细细的雀斑，一头黄色的、没有光泽的头发。神情疲惫，面容憔悴。不知怎么，他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于是倒了杯水放在木箱上说：“你喝吧，走了那么远路……”她抬起头，看到他诚挚的目光，默默地把一杯水喝完，体力好像恢复了一些，就跪上炕叠起了被子，然后拉过一条裤子，把膝盖上磨烂的地方展在她的大腿上，解开自己拎来的小白包袱，拿出一小方蓝布和针线，低着头补缀了起来。她的动作有条不紊，而且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这股生气好像不能在她自身表现出来，而只能在经过她手整理的东西上表现出来似的。外表萎顿的她，把这间上房略加收拾，一切的一切都马上光鲜起来。她灵巧的手指触摸在被子、褥子、衣服等等上面，就像按在音阶不同的琴键上面一样，上房里会响起一连串非常和谐的音符。

突然，他想起了那匹棕色马，心里顿时感到一阵酸楚的甜蜜。他觉得他不仅早就认识了她，而且等待了她多年。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心荡神移的感觉袭倒了他，使他不能自制地跌坐在姑娘旁边。他两手捂着脸，既不敢相信他真的得到了幸福，担心这件侥幸的事会给他带来新的不幸，又极力想在手掌的黑暗中细细地享受这种新奇的感情。这时，姑娘停住了手中的针线。她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一个能依托终生的人。她对他竟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非常自然地把手轻轻地搭在他伛偻着的脊背上。于是，两个人就坐在铺着破麻袋的炕沿上，一直唏嘘地说到天明。

秀芝原来是四川人。那几年，天府之国搞得连红苕都吃不上，饥饿的农民不得不大量外流。姑娘们还比较好办，在外地随便找个对象就嫁了出去。一个村里只要有一个姑娘在外地成了家，就一个一个提携家乡的姐姐妹妹。这样，成串成串的姑娘就拎着她们可怜的小包袱离开巴山蜀水，闯出阳平关，越过秦岭，穿过数不清的长长短短的隧道，往陕西、往甘肃、往青海、往宁夏、往新疆去奔她们的前程。家里能紧得出钱的就买张车票，没有钱的就一站一站偷乘火车。她们的小包袱里只包着几件补缀过的衣服，一面小圆镜子和一把木梳，就靠这些装备，她们把自己美丽的青春当作赌注，押在这个人生的赌场上。她们也许会赢来幸福，也许会输个精光……在灵均这个地区的农场，早就风行这种八分钱的婚姻。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和老光棍们，付不起娶当地姑娘的彩礼，就去求四川来的妇女。这些四川妇女都像是随身带着一沓子人事卡片，她们随便想出一个，只要一封信回去，就召之即来，来之能婚。秀芝就是被召来的一个。她来找的是七队一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但等她揣着大队的证明，风尘仆仆地一站一站挪到这个农场，小伙子却在三天前翻了车，不幸身亡了。她连火葬场都没有去，也不必去，谁也不欠谁的情。她也不好意思到那一个同乡家里去，她知道那个同乡也很困难，丈夫是个残废，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孩子。她只得呆呆地坐在七队的马圈前面，像日晷似的看着自己慢慢移动的影子。

“郭蹁子”中午提着水壶回马圈灌开水，知道了她的情况，就把一群马扔在草场上，挨家挨户地为她寻找出路。七队现在只有三个单身汉子，他们一个一个到马圈前面观看了一番，可是这个身体干瘦的矮个子姑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最后，“郭蹁子”想起了已经有三十四五岁的灵均。

他就是这样结的婚。这就是他的罗曼史！“‘老右’结婚了！”这在生产队竟成了大事。这些疲于“抓革命”的人也乐于从派性纠缠中暂时解脱出来，全都对这个从来也不属于哪一派的、对谁也没有损害的、一直老老实实的“促生产”的“右派分子”表示了同情。人毕竟是有人性的，他们在给灵均的温暖中自己也悄悄地感到了温暖，觉得自己还没有在“损失最小最小”的革命中损失掉全部的人性。他们有的给他一口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票……而且又由一个年轻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毛钱，给他凑出一笔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会议上也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统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按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他们俩就靠人们施舍的这点同情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

秀芝原来是个乐观的、勤快的女人。她只在家乡坝上的小学读过两年书，不能对生活抒发出诗意的感受。她来的第二天晚上，放映队在晒场上放映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从此，华西里的一句台词就成了她的口头禅。“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她老是笑嘻嘻地这样说。她生得细眉小眼，一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像月牙儿似的弯弯的细缝，再配上她那两个小小的酒窝，倒也有一种特别的动人之处。

灵均放马，白天不在家。她一个人在中午顶着烈日又和泥又掌模子，脱了一千多块土坯。然后，把晒干的土坯一车车拉回来，在他们门前围起三面围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她突然划出了十八平方米土地归自己使用。她说：“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有树，哪有出门就见天的□！”于是，她又在野地里刨了两棵碗口粗的白杨树，以惊人的力气拖了回来，栽在院子的两边。院子围好，她就养开了家禽。她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子，后来又喂了几对鸽子，在人们中间博得了个“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外号。国营农场不许工人自己养猪，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常躺在枕头上对灵均说，她梦见她养的猪已经长得多大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