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石苞二人受是勋之命，领历年所掳高句丽人在辽东、玄菟二郡内屯田，练得精兵不下五千。去岁高句丽王位宫来扰，辽东太守董蒙率师与邓、石相合，御之于候城，位宫战不能胜，被迫主动退兵。回国之后，他越想越是气恼：“魏人易敌，反贼难当，吾今非败于魏人也，乃败于反贼！”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董蒙本人不通军事，所率魏卒只是坐镇后方，督押粮秣而已，真正顶在前线的都是邓艾、石苞所率的高句丽族屯兵，那些高句丽人不但对他们的故主毫无敬畏之心，反倒仇深似海，武器虽然不甚精良，作战却极其勇猛，这才使得位宫铩羽而归。

从来二鬼子比外族人屠戮自家同胞更为凶残，此后数千年的历史当中，相关事例不胜枚举。这主要原因，便是伪军深恐不受新主信任，因此绞尽脑汁要与自家的旧国、旧主相切割，故而刃向同胞，绝不心软。当然啦，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伪军队伍虽然心狠手黑，战斗力却未必能有多强，但邓、石等人所统御的高句丽屯兵却又不同，因其多为贫民、奴婢，是勋趁机祭起了“阶级斗争”的法宝，刻意煽动他们和高句丽地主、贵族之间的仇恨，因此战斗精神极其顽强。

再说了，邓、石等许诺说，但得伐灭高句丽，即使彼等返乡，而且人人都有地分，胡萝卜吊在眼前，更加增强了动力。因此这些高句丽屯兵战意高昂，再加屯兵以兵法部勒。组织性亦强。邓艾已隐现名将之姿。指挥又得法，遂能以寡敌众，击退位宫。

位宫返国后越想越是羞恼，便在国中大搜，大捕屯兵们的眷属甚至亲朋。此举自然引发了大规模的恐慌和怨恨，众人都道：“今为魏人御主上者，非自奔也，昔为魏人所掳者耳。主上不能救之，而反罪及妻孥，岂人君所当为耶？！”沛者得来苦苦劝谏，反为位宫褫夺其位。国内以东各村寨的高句丽百姓乃多因此而主动逃入魏境，日竟不下数百。邓士载正是见此情景，觉得良机不可错失，才通过董蒙、夏侯兰等人上奏，请求往征高句丽的。

然而当时正逢关东诸王乱起，朝廷无力支援，乃警诫辽东诸将。使不许妄开边衅。等到关东乱平，是勋写信向邓艾征询远征的胜算。邓艾回书侃侃而谈，其对局势分析之精到，所拟计划之细致，都使是勋拍案称绝。于是彻底放权，即命董蒙负责后勤，魏延协助运补，把军事总责都交到了邓艾手上。

当年秋末，邓艾率五千高句丽屯兵及五千魏兵，翻越千山山脉，浩浩荡荡杀入了高句丽境内，所到之处，势若破竹。

魏军之所以进展如此神速，亦多得马幼常之助也。当日马谡说降甘宁，即押其前赴洛阳，是勋见之大喜。他对这小年轻从来都没有什么恶感，原本历史上虽然栽了一个极大的跟头，但在是勋看来，实乃孔明之过——人各有其长也，马谡根本就不是一个领兵打仗的料，偏要让他从事他不擅长的工作，外行领导内行，吃败仗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于是着意笼络，而马谡也正想通过是勋来打开自己的上升途径，二人自然一拍即合，情密几如父子。

此番攻伐高句丽，是勋也把马谡派去了，任为邓艾的参谋。不过是勋单写密信给邓艾，说：“马幼常才器过人，好论军计，然实帷幄之士，非临阵之将也。若用其谋，必可致胜，若用将兵，丧败可期。”士载你可得多留一个心眼儿啊，别蹈孔明的覆……后车之辙。

马谡给邓艾出的主意，还是他那句老话：“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理论如此，那么具体应当怎么执行呢？是勋亦有秘计相授，那就是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其实支撑古代中国，进而影响王朝兴替的，并非惯常认为的缙绅阶层，而是自耕农。当一个王朝初兴之际，往往自耕农数量极其庞大，所占比率最高，是国家赋税和兵源的最主要基础。若待王朝后期，土地兼并势不可挡，自耕农数量越来越少，则必然导致赋税、兵源无着，地方势力日益强大且势凌中央，那就距离灭亡不远啦。

高句丽就目前的社会状况而言，还徘徊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边缘，地方豪族势力庞大，所占土地、山林和拥有的奴婢、佃农数量远远超过自耕农。故此是勋授意，大军所到之处，要大力打击豪强，解放奴婢，并以所夺土地分赏之。若在中原地区搞这一套，必然引起整个地主阶级的顽强反抗，恐怕寸步难行，但在高句丽境内么——俺们作为“侵略军”，没把汝等附逆的豪强杀光就够仁慈了，还想保留自家土地和奴婢？焉有是理？！想当带路党？老子手下就有五千带路党，还在乎少你一个？

于是分到土地的高句丽屯兵更加气势如虹，分到土地的奴婢和贫农也纷纷加入到“王师”中来，魏军数量日益庞大，各方杀其豪强、长吏应和者亦层出不穷。在此种背景下，位宫尽搜领内，率三万大军逆之于纥升骨城外，竟然稍触即溃，败军投入沸流水而死者不下千人，降者亦近万数。邓艾衔尾而追，轻轻松松地便杀入了国内城，并将丸都山城团团包围起来。

捷报传至洛阳，曹髦大喜，即与崔琰、杨修等人商议，欲待加封邓、石二人将军号以酬赏之。崔、杨对视一眼，提醒曹髦说：“邓艾、石苞将建灭国之功，实应褒赏，然彼等是令公旧客耳，何可骤然而列将军……”

其实崔、杨二人并不是因为担心提拔邓、石，会使是家的势力继续膨胀，才特意请曹髦收回成命的——就算有这心思，也不敢当面直陈啊。关键邓艾、石苞出身都太低啦，原不过小小屯吏而已，往祖上论，大概没人做过官——就算夏侯氏，那还能扛未知真假的老祖宗夏侯婴出来说事儿呢，邓家有谁？邓禹、邓骘，跟你有关系吗？石家又有谁？石奋还是石显？

是勋所荐之将，他们只看重一个郭淮郭伯济，因为郭氏是太原名门出身，其父、叔皆累官二千石，他本人再努努力，位列公卿亦不可怪也。魏延魏文昇出身就比较低了，若非是勋所荐，鲁肃、太史慈照拂，哪有资格获将军号？只是乱世之中，唯力为视，因功而升，咱们如今也不好说什么——鲁肃、太史慈的出身难道就高吗？可如今已是太平时节，若骤使寒门武夫直登显位，实非士大夫之福也。

所以二人建议，不但不可给邓、石加授将军号，还必须另遣一大将前往，去摘那最后的胜利果实。杨修随即便推荐了中护军夏侯充。

夏侯充乃柱国夏侯惇长子，是勋掌权时命其为中护军，跟儿子中领军是复一起掌握军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修追随曹操多年，在政治方面没有崔琰那么天真，他总觉得若不能抓一部分兵权到手里，就无法与是勋所代表的功臣集团相拮抗，对方一旦暴起，伸一枚小手指就能把自己给捏了。夏侯家本是功臣之首，又与是家相交莫逆，夏侯充为中护军，其实跟是复兼领护军、领军也没多大区别，这柄悬在头顶之剑，还是早早撤掉为好啊！

曹髦倒是没想得这么深，但觉无论名位，还是能力——总比他兄弟夏侯楙要强吧——夏侯充都是督军高句丽的合适人选。于是诏下中书，以新得高句丽之地为鲜州，使夏侯充为征东将军，督平、鲜二州兵马，并暂摄州事，命他即日启程，往赴前线。

崔、杨二人乃各归衙署，秘书、门下属官们纷纷前来探问，说你们有抹掉是宏辅中书令之位吗？天子属意由谁来接替？崔琰对心腹们说，我与杨德祖商议之后，觉得不必要再新设中书令了，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众吏皆表赞同，并且谀词如涌。随即崔琰又提到高句丽的捷报，以及杨修请以夏侯充往督军事之事，就中一人不禁皱眉道：“若夏侯子高往赴东北，将以何人护军耶？”这可是个掌握兵权的好机会，您考虑好让谁人接替了吗？

崔琰摇摇头，说我尚无腹案，随即就问了：“平叔以为，谁可胜任？”

崔、杨二人自从入主内廷二省，并进而得参相位后，就开始大肆培植自家党羽。当然阻力也很大，一是外朝还插不进手去，所培植亲信只能暂属内廷；二是能够信得过的大多是些小年轻，无论资历还是能力，都尚不足倚为股肱。此亦无可奈何之事，只好逐渐培养，以期异日得展长才，辅佐自己建功立业啦。

崔琰在秘书，最信赖之人有三，一是泰山申宗字仕谨，一是汝南曲文字墨封，一是南阳何晏字平叔。这何晏乃后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其母尹氏被曹操纳为妾侍，何晏因此而被曹操收为假子，并以金乡公主妻之。此人一向骄横，日常吃穿用度竟然超过了曹操的几个亲儿子，所以从曹昂到曹丕，就没一个人喜欢他，使其虽为帝婿，却始终不得为官。

崔琰参政后，何晏急于得势，于是曲意奉迎，竟得重用。今天崔琰问他，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使咱们可以插手军权吗？何晏期期艾艾地回答不上来——有资格的多为功臣或其子弟，换了谁上来，也不可能真正跟咱们一条心啊。不过他眼珠一转，便对崔琰说：“吾有别计，秘书其听……”(未完待续。)